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为依法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总行制定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现印发你们执行，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以存定贷，自主运用，比例管理。当国家实行宏观紧缩措施时，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计划管理。
二、今后农村信用社的机构设置要实行计划管理。各分行在年初应向总行报送本年度的机构设置计划，经总行审批后执行。
三、目前已批准进行改革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仍按原有关规定继续进行试点。
请各分行将执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时发现的问题，及时报告总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保证其稳定健康发展，完善农村合作经济制度，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合作金融组织，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农村信用社是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其合法权益和正当经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平调和挪用其财产和资金。
第三条 农村信用社的基本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法规，积极筹集融通农村资金，帮助农民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资金困难，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商品经济稳定发展；引导农村民间借贷，稳定农村金融；为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四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勤俭办社，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五条 为扶持农村信用社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发挥其扶贫作用，国家对农村信用社实行优惠政策。
第六条 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
第二章 机构管理
第七条 农村信用社是基本的核算和经营单位。可下设信用分社和信用代办站，由农村信用社统一核算；根据需要可建立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以下简称县联社）。
第八条 农村信用社机构设立，应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按照方便群众、便于管理、保证安全的原则，在县以下农村按区域或按乡镇设置，其设立和撤并，经中国人民银行县支行审核，报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批准。
第九条 信用分社（储蓄所或其他服务网点）是信用社的分支机构，其设立和撤并，由农村信用社提出申请，经中国人民银行县级支行审核，报中国人民银行二级分行批准。
第十条 信用代办站是信用社的代办机构，其设立和撤并，由农村信用社民主管理组织决定，报中国人民银行县支行批准。
第十一条 县联社是农村信用社的联合组织，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管理和服务为宗旨；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县联社可以适当经营金融业务。
县联社的建立和撤销，由中国农业银行提出申请，经中国农业银行省级分行审核后，报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批准。
第三章 业务管理
第十二条 农村信用社可以经营下列业务。
一、农村个人储蓄；
二、农户、个体经济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的存款、贷款及结算；
三、代办国家银行及其他单位的存贷款、证券交易和其它资金收付业务；
四、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十三条 农村信用社办理存款业务，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
二、坚持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为储户保密的原则；
三、保证存款户的存款按时支付。
第十四条 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认真执行国家产业信贷政策，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
二、贯彻国家规定的贷款基本原则，遵守《借款合同条例》；
三、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确保贷款的安全性和周转性；
四、农村信用社优先向本社社员贷款；
五、农村信用社享有贷款自主权，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得强令发放贷款，不得阻挠收回贷款。
第十五条 农村信用社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的结算规章制度。大中城市郊区及城镇的农村信用社，经当地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参加同城票据交换；县（市）联社可以自办辖内的信用社往来结算业务；县联社与县联社之间，可以开展特约汇兑。县联社可与国家专业银行商定，参加
其联行，办理跨地区结算业务。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六条 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以存定贷，自主运用，比例管理。国家根据宏观控制的要求，对农村信用社实行间接调控，由中国人民银行下达指导性信贷计划。
第十七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制度，其缴存存款准备金的具体比例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第十八条 农村信用社应根据保证支付的需要，留足业务备付金。业务备付金占各项存款的比例，由县联社和中国农业银行县支行协商确定。
第十九条 农村信用社的资金，除按规定缴存存款准备金、留足业务备付金以外，由农村信用社按政策自主运用。其资金投向，要坚持以支持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在保证农业贷款合理需要的前提下，可用于支持乡镇企业和农村其它工商业的合理资金需求。
第二十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一、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其存款总额加自有资金之和的75％；
二、农村信用社的股金加各项基金之和不得少于其贷款总额的10％；
三、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固定资产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各项贷款余额之和的20％；
四、农村信用社发放一笔贷款总额不得超过其自有资金的50％；
五、农村信用社的固定资产总额不得超过其自有资本金加各项积累之和的30％。
第二十一条 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生产资金有困难的，农业银行要给予支持，并在利率上适当优惠。资金周转发生临时困难的农村信用社，可以进行同业拆借，但拆借资金不得用于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拆借资金数额、利率按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利率管理
第二十二条 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浮动幅度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信用社的业务备付金利率，按照略高于专业银行业务备付金利率水平，由中国农业银行确定。
第六章 劳动管理
第二十四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定岗、定编、定员制。
第二十五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合同制用工制度。其职工的招收和管理由中国农业银行会同国家劳动人事部门具体制定。农村信用社原有的固定制职工，实行聘用制度。
第二十六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员工等级工资制度，其工资总额按照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实行浮动。具体办法由中国农业银行制定。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无偿抽调农村信用社职工，不得强令农村信用社安排人员。
第七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八条 农村信用社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财经纪律和财务管理制度，接受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农村信用社应依法纳税。
第三十条 农村信用社的税后利润应坚持以下分配原则：公积金不低于50％；股息加分红不得超过股金额的20％。
第三十一条 农村信用社要建立税前提留呆帐准备金制度。呆帐准备金的提取与核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民主管理
第三十二条 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实行民主管理。其权力机构是社员（县联社的社员是信用社）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其执行机构是管理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的职权是：通过和修改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章程；选举和罢免管理委员；讨论农村信用社（县联社）机构、人事、业务、财务等重大问题。
第三十四条 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代表大会的授权，具体行使对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其主要职权是：聘用、招收、撤换、奖惩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工作人员；讨论决定农村信用社（县联社）业务经营、财务计划和各项工作制度；监督检查农村信用社（县联社）
贯彻执行金融方针、政策情况和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工作人员有无违法乱纪行为；其他重大事情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五条 农村信用社（县联社）主任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管理委员会选举或公开招聘。选举或招聘的农村信用社主任报中国人民银行县支行审查同意，由县联社批准；县联社主任报中国人民银行地（市）分行审查同意，由中国农业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批准。农村信用社和县
联社主任的人事变动，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县支行和地（市）分行审查同意。
第九章 行政管理
第三十六条 中国农业银行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政策和本规定的要求，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的领导和管理职能。
第三十七条 中国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主要通过县联社实现，县联社具体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日常管理。
第三十八条 农村信用社和县联社应尊重地方政府的领导，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地方政府有权监督农村信用社和县联社的经营方向，但不得干涉农村信用社和县联社的经营自主权。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中国农业银行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农村信用社管理实施细则，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四十条 凡违反本规定者，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制裁。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解释、修改或废止。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1990年10月12日
法律意识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
徐卫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写入宪法修正案、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并强调的治国方略；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特别要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以“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可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不仅仅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应当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因此，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就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必须重新全面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并明确领导干部也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我们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不可回避、也必须弄清的问题。本文认为，要说清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领导干部这一概念。
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归类，并不象工人、农民、教师、医生那样独立。因此对“领导干部”这一概念的涵义、及其包括的范围，不仅经常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叉混同，而且我国法律至今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表述。由于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以前长期政企不分、政（府）事（业单位）不分、政（府）社（会团体）不分、党政不分，不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干部，各级党组织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务工作者当然是干部，就连事业单位中有一定级别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者、企业中有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甚至各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也是“干部”或“领导干部”。这样不仅形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中心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而且也就形成了将那些靠国家财政拨款而获得行政经费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即有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拿固定工资的人员，统称为“干部”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政府职能转换，使人们对于“干部”这一概念的认识，由模糊到今天相对清晰了。这不仅因为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社会职业人员，通过改革，十分明显地改变了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绝大多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非专职党务工作者，不必再套用干部编制的行政级别，也可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逐渐恢复和建立的各级各类职称制度中，各归其位；而且也因为我国法律文件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范围，规范得越来越明确。“领导干部”与“国家工作人员”在范围上虽然有重叠交叉，但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以及82宪法、97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明确，使我们对领导干部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因此本文所称的领导干部，就是既包括依法选举、任命或其它法定程序产生的，并依法执掌国家政权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中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和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如政协、工、青、妇）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具有公职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不再包括不具有国家公职的企业管理者及事业单位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不争的实际情况。
就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而言，在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后，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领导干部不仅仅是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必须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虽然对此还未达成共识。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次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列入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命题；本人理解，这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本文所指领导干部所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涵义，在社会分工中并不与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相同，也不与社会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仲裁员等相混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是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具体法定职权决定的；律师、仲裁员等是依法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党政领导干部是行使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领导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领导干部之所以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要求领导干部除了会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以外，还必须同时学会使用法律的手段，服务于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同时，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是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制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是来源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由于领导干部身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第一线，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并清楚地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表现为既具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的身份，又具有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只有明确了此，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矜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论断落到实处。
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与其国家法律工作者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但本文认为，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领导干部应树立与人治相对立的现代法治观念。
现代法治是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法治观念，必须区别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不同。二者的对立，不是表现在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在于认为是以法律制度为尺度，还是认为以人的意志为尺度进行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管理。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界限，或称本质区别在于：从主体上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是众人之治，还是一人或少数之治。具体表现在是民治，即以民众为主体，治国治社会；还是治民；即以官吏当权者为主体管治民众。现代法治观念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即主张主权在民不在官；而人治观念则认为治国之道是为官当权者的个人专制，官僚之治，即主权在君、在为官当政者而不在民。由于现代法治的依据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人治的依据是少数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分界线就表现在：当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的适用贯彻，与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治观念主张将法律制度的贯彻，高于与之冲突的个人意志和利益。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就敢于和善于以牺牲其个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人治观念则主张为维护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可以变化法律制度，持人治观念的为官当权者，可以将自己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有为官当权者的特权。可见现代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符，而人治观念是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性，即其要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操作运行，这也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才能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统一。因为现代法治要求，“有法可依”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客观依据而立法；“有法必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自觉地严格执法和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违法必究”更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追究违法特权，并且要放弃和深究自身的法外特权思想，同时依法严厉追究并所有违法行为。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达到了上述要求，才能使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协调，使依法治国的进程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动力。
（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依法行政”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行政法从诸法合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过程中。我国没有经历过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结构。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因此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大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着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因而实际存在着“专横的行政权”。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长期的反对封建特权和“专横的行政权”的重任。领导干部要确立的现代法治观念，必须统一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上来。从现代法治的要求上看，无论什么政治性质的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都有依法规范其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行为的问题。只有我国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依法执政的观念和能力，并且其依法办事的行为不仅受到国家机关之间、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受到公开的社会监督和违法后法律制裁的约束，我们国家才有现代法治可言。我国的领导干部若只知“教育”群众如何依法办事，而自己不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不具备依法严格约束自己、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则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只能停留在空洞政治口号水上。
（三）领导干部应树立依法为国家进行法律服务以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观念。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三、领导干部树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是个长期的系统的，也是艰苦的主观世界改造的过程。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政治、经济领域相应的革命性变革，更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因为，从古今中外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观念意识的转变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制度的反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看，进行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中，只注重制度建设，不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不行的。因此，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大目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积极树立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相一致的现代法治思想。只有这样，法律意识才能逐渐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领导干部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向邓小平同志学习树立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这为我国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作为具有党务政务和国家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我是中国公民”这样最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摆脱因职务、地位等政治的、官场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不平等观念的束缚；才能将上述民主政治、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和承担法律责任等观念，统一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上；也才能具备“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
2、要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弄清自身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行使公权力和享有私权利的法律上的限制。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权力，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而且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更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限制尤其对领导干部个人作为普通公民的私权利的享有和其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严格加以限制，才能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谋私利。
3、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明确，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一致性。目前我国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领导干部，尤其是长期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几乎没有想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法律责任与我党的宗旨所确立的政治责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甚至有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政治责任意识，而没有法律责任意识。因此，领导干部只有树立了与依法治国方略相一致的法律责任意识，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基本素质，也才能为完成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使命做好充分的准备。
综上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应当属于与其职务职权相应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因此必须具备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对全社会发挥出应有的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为促进全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