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
《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已经2010年12月14日市政府第13届128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万庆良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2003年12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2003〕第11号发布，2005年11月2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2005〕第5号修改，2010年12月14日广州市人民政府第13届128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制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府的命令、决定，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在所管辖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市人民政府、各区和县级市人民政府(含各国家级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厅或办公室(以下统称政府)以自己名义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为政府规范性文件；政府职能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部门)以自己名义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为部门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只包含下列内容的文件不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一)内部管理制度，包括政府及其部门内部实施的人事、行政、外事、财务管理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没有直接影响的公务规则；
(二)公布城乡建设、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或纲要的文件；
(三)为实施上级政府或部门部署的专项工作任务而制定的工作方案、工作计划；
(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
(五)向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请示和报告,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就有关业务工作的请示作出的不创设行政管理规则的非普发性批复；
(六)公布办事时间、办事地点等事项的便民通告；
(七)对具体事项作出的行政决定；
(八)法律、法规对制定程序已有规定的各类质量技术标准；
(九)对部门直接隶属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保密等事项作出规定的文件。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市、区和县级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发布和监督等活动。
本规定所称制定，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和废止。
第五条 下列机构不得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临时性机构；
(二)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
(三)部门的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
(四)不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第六条 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得违背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决定；不得超越制定主体的法定职权范围。
法律、法规和规章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行政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作重复规定。
第七条 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收费以及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事项。
第八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用语应当准确、简洁；条文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第九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以条文的形式表述。除内容复杂的外，不分章、节。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名称一般称“规定”、“办法”、“规则”、“细则”、“意见”、“决定”、“通知”、“公告”和“通告”等。涉及实体内容的一般用“规定”、“办法”、“细则”等。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名称不影响其性质。
第二章 起草
第十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由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
部门规范性文件由部门法制机构或者有关业务机构具体负责起草；涉及多部门职能的，可以由两个以上部门联合起草。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
第十一条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部门应当对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所要解决的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或者拟规定的主要措施等内容进行调研论证。
第十二条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部门应当充分征求其他相关部门、机构的意见。
相关部门、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内容提出重大分歧意见的，起草部门应当进行协调。
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和处理情况，应当在起草说明中载明。
第十三条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完成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程序后，起草部门应当征求公众意见。
征求公众意见应当在起草部门或者政府的门户网站上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文稿，并不得少于10日。起草部门还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也可以通过公开发行的报刊征求意见。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部门应当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
起草部门征求公众意见，应当经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同意后进行。
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政府重大决策，拟通过公众媒体征求公众意见的，应当按照本市政府重大民生决策征询公众意见的规定进行。
第十四条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起草部门应当研究处理，将意见采纳情况反馈给提出意见或建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在起草说明中对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作出说明。
第十五条 部门规范性文件或者由部门组织起草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由部门法制机构统一审核、修改，经部门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后，形成送审稿。
部门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应当在起草说明中载明。
第三章 审查
第十六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发布之前经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查。
未经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同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发布；对擅自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执行。
第十七条 部门组织起草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形成送审稿后应当提请政府审议，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提请政府审议的请示；
(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
(三)规范性文件的说明(包括制定政府规范性文件的目的、依据、主要内容和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论证情况等)；
(四)征求意见的有关材料(包括征求意见的范围、对回收意见的分析、意见采纳的情况及其说明等)；
(五)起草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
(六)其他有关材料。
对不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政府办公厅(室)应当退回送审部门，要求其限期补充材料。对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政府办公厅(室)应当在政府审议前将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及其相关材料转送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收到政府办公厅(室)转办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
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的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经政府法制机构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后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提请政府审议。
第十八条 送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的部门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由起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签署；几个部门共同起草的，应当由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并由主办部门负责送审。
第十九条 起草部门向政府法制机构送审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提交送审公函以及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相关材料。
第二十条 对符合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部门规范性文件送审材料，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对部门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内容和制定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
提交的材料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政府法制机构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补充有关材料；未在指定期限内补充的，将送审材料退回送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对部门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收齐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送审部门。
争议较大、内容复杂，或涉及其他重大复杂问题，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审查完毕的，经政府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送审部门。
政府法制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审查意见的，视为审查同意。
第二十二条 因情况紧急，需要迅速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可以不受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的限制。
前款所称情况紧急是指：
(一)发生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或者其他意外事件，危及较大范围内公共安全的；
(二)执行上级机关的紧急命令和决定。
第二十三条 对符合本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作出审查同意的意见。
对不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政府法制机构在作出审查同意意见的同时，应当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法制机构可以作出不同意发布、重新起草或者暂缓制定的审查意见：
(一)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规定的；
(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三)有关部门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规定的主要内容存在较大争议，送审部门未与有关部门、机构充分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
(四)应当征求公众意见而未征求公众意见的。
政府法制机构根据前款规定作出不同意发布、重新起草或者暂缓制定的意见前，应当听取送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政府设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专用章，由政府法制机构负责管理和使用。
政府法制机构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应当加盖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专用章。
第二十六条 政府办公厅(室)应当就政府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对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提出拟办意见，报政府审议或者转交送审部门处理。
送审部门应当按照政府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对本部门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送审部门对政府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政府法制机构的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说明理由，提请政府协调解决。
第四章 发布
第二十八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经政府审议通过后，由政府办公厅(室)按照公文办理程序发布。
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经制定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后由制定部门按照公文办理程序发布；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制定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由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后发布。制定部门应当在部门规范性文件发布同时将文件正式文本及其电子文档送政府法制机构核对；经核对无误的，由政府法制机构依照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统一发布。
政府规范性文件经政府审议后决定改由政府部门发文的，不得超出发文部门的法定职责范围，其发布程序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以函号编号发布。
政府规范性文件由政府办公厅(室)统一编号，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编号规则和程序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发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的，可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一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规定有效期。有效期自行政规范性文件发布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5年。有效期届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自动终止。
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制定部门认为该文件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评估，由原起草部门负责，也可以由政府法制机构负责。
经评估需要继续施行或者修改后继续施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为新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制定程序依照本规定执行，并重新编文号发布。
在有效期内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以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予以修改或废止，其程序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权属于制定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或部门。
第三十三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向社会统一发布。未向社会统一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统一发布载体为书面发布平台和电子发布平台两种形式。
市政府政报是市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书面发布平台。市政府政报登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文本为标准文本。
市人民政府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电子发布平台。市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通过该电子发布平台向社会统一发布。
行政规范性文件电子发布平台的建设、管理、维护及数据更新等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
第三十五条 区、县级市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统一发布制度由区、县级市政府规定。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将通过备案审查的区、县级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规范性文件电子发布平台上发布。
第五章 备案
第三十六条 区、县级市政府制定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市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第三十七条 区、县级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送请备案的，应当向市政府法制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送请备案的公函；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或者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书面和电子文本各一份)；
(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说明；
(四)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
(五)已公开发布的证明材料；
(六)其他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第三十八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对备案的区、县级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和制定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意见。
区、县级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的，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提出撤销或者改正的意见，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对市政府法制机构撤销或者改正的意见有异议的，可提请市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六章 监督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市政府部门和区、县级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县级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本级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及镇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部门的法制机构负责对本部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条 政府法制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未经政府法制机构审查而印发、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宣布该文件无效；
(二)对未经备案的或者违反本规定制定的区、县级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撤销或改正的建议；
(三)违反本规定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情节严重，产生严重不良后果和负面影响的，政府法制机构可以提请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四)不依照本规定送审或者备案、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要求改正；拒不改正的，通报批评，并可以提请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政府法制机构或有关部门提出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建议，收到建议的政府法制机构或部门应当对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并答复提出制定建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本规定的，可以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审查的建议。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进行审查，并答复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四十二条 政府法制机构不履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职责，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由监察机关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军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徐军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关键词：斗争哲学；和谐哲学；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诉讼和解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and the Re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XU J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antinom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onflict philosophy view to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This change will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country lawmaking and judicatory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In the struggling philosophy view, crime litigation of our country is a kind of autocracy tool, criminal suspect and accused person are lack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To modify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in the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we should abide by harmonious principle, manage to deal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 carry on relocating the value, target and function etc. of code of criminal court, retur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rime litigation; reform related crime litigation principle, system and concrete proceedings; strengthen system innovation, carry out loose and strict mutually to help pertaining to crime policy, increase to establish litigation to reach agreement system, through reaching agreement to dissolve society antinomy, reduce inharmonious factors. Through modify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positio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as society antinomy’s dissolving machine, cancel its administration tendency, stand out its human rights guarantee function.
Keywords: conflict philosophy; harmonious philosophy;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remodification; th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一般来说，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基础之上的，是这种哲学观的具体外化，尤其是作为比较重大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谓政治哲学观，是指有关政治及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1]。从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有一个从最初的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逐渐转变的过程。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测震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哲学观的影响，从而也有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观的转变，适时地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制度作一些调整，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秩序与人权的保障功能。
一、斗争政治哲学观向和谐政治哲学观的转变
斗争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矛盾辩证法，主要是从对立面的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揭示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则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崇尚“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思维方式上，提倡用矛盾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2]。和谐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系统辩证法，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基本前提条件是异质差分要素的存在，和谐产生于对立，相同的东西不能产生和谐，正所谓“和而不同”。主要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视域出发，强调异质要素通过有序有机的结合，在相反相成中实现互动、互补、互利、协调、和平、和解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把“合二为一”作为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目标，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重在用平和的手段化解异质要素间的各种矛盾，遵循的是“肯定性的原则”。 “和谐”与“斗争（矛盾）”都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决定了谁在处理各种矛盾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方式存在。和谐哲学政治观与斗争哲学政治观，究竟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斗争哲学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观，这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初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其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夺取政权，改造中国社会。革命是一种社会的质变，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大都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它们与夺取政权改造社会不一样，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量变。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发展生产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要求，斗争哲学观应当逐渐退居从属地位，和谐哲学观应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在很长时期内，斗争哲学观仍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究其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国际国内还比较严峻的形势使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同时，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的转变，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
直到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自此逐渐有所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转变导致其斗争哲学观逐渐向和谐哲学观转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依靠谁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谐政治哲学观正式取代斗争政治哲学观而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就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要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1]。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和谐政治哲学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和应用。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近代完全不同的形势。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放弃斗争哲学观，但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更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再加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矛盾，在性质上大都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由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它们虽然也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对抗的、强力的，而只能是和谐的方式和途径[3]。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斗争政治哲学观转向和谐政治哲学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作风的具体体现，这种转变，必将引发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
应该指出的是，和谐政治哲学观之所以成为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导政治哲学观，也是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深厚的“和合”思想这一主线。“和合”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4]。可以说，和谐政治哲学观的提出，是传承和弘扬了“和合”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
二、斗争政治哲学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
无论是斗争政治哲学观还是和谐政治哲学观，都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即主要解决国家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矛盾。政治哲学观和刑事诉讼法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刑事诉讼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争哲学观，也就是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其中一方予以消灭，或将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这种斗争哲学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敌对行为看待，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种高压态势，以及时、又准又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为价值导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何才能保证程序公正，并不是这种哲学观影响下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刑事诉讼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完全抛弃诉讼形式而以运动方式打击犯罪分子。
在中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产生时期，虽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但斗争哲学观仍有相当影响。这种影响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有相当体现，其重要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是专政机关。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导思想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如该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立法目的显示出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根本就没有纳入该法律的考虑范围。二是诉讼构造上，控、审不分，实行的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而沦为诉讼客体，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斗争哲学的语境下，矛盾解决追求的是及时有效，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当与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控、审不分，有利于使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形成一种打击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说，这种诉讼构造正是斗争哲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诉讼行政化倾向严重，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承担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在审前移送案卷，导致审前有罪预断。一般来说，主动出击从而掌握主动权，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点来说，法院主动参与刑事诉讼，这不仅是其作为专政工具的体现，也是其完成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条件。四是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实行无罪推定，不仅说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于控诉方，也说明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就是无罪的，控诉方不能随意剥夺、限制其合法权利，这对于司法机关查明、证实、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这种保障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且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忌讳。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较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但受斗争哲学观影响的痕迹仍较明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仍然带有一种专政意味，只是没有1979年《刑事诉讼法》严重而已。其主要表现有：一是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没有改变，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司法实践经常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对某些案件不切合实际下达办案指标；还有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制度，时不时召开联席会议，对某些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实行未审先定。这些现象的发生，其实都与斗争哲学不无联系。二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虽然有人认为，结合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的取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加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称谓的区别，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就是无罪推定原则，但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只是法院的统一定罪权，而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时隔十余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竟然没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不能说没有斗争哲学的影响。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措施缺失，对侦查措施缺乏有效控制。在具体程序与制度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较多的是审查起诉程序与审判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上，而侦查程序却没有太多变化。为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继承”1979年《刑事诉讼法》专政色彩较多的也主要存在于侦查程序。缺少诉讼性而行政化极浓，侦查措施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律师介入举步维艰，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特点，也是斗争哲学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四是在证据的运用上，遵循的是“口供本位”，而非“物证本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导致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按照司法机关的意图必须供述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事实上造成当事人承担了一部分举证责任，自证其罪，也难以避免司法机关为获取当事人的口供，而采取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国家司法机关当成追诉犯罪的一种工具。五是没有建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行为往往侵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是为了维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以免刑事诉讼沦为行政治罪的工具和专政的手段，杜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的罪名”等一些出入人罪、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现象的发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虽然有一些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由于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很难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样，中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也就少了一道防止中国刑事诉讼在实践中滑向行政治罪工具的保障。
三、和谐政治哲学指导下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政治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借鉴国外有益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来讲，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以和谐观念为指导，在宏观上和理论层面理顺好几大关系。和谐社会的前提性条件是对各种主体、各方利益、各种形态的社会存在予以广泛认同和尊重，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正是“和”而不“同”的现实本身才产生了和谐的需要。如果无“异”，也就没有必要强调“和”。因此，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功能互补的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是个体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得到很好对待的社会。其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关系：首先是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是刑事诉讼的外部和谐问题，包括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只有处理好这几方面关系，才能处理好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是处理好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侦查和起诉，起诉和审判，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只有理顺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才有可能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消除行政化倾向。再次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追诉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追诉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程序性质的风向标。权力处于压倒性地位，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专政性质的行政治罪程序；权力受到抑制，权利得到保护与张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对追诉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防止其过分扩张而压制权利、侵害权利。
其二，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尽量使用和平的手段即正当的诉讼手段化解，而不能使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据此，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在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上，不仅要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要将社会关系的恢复作为其最终目标；要充分认识到正义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刑罚和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刑事诉讼制度的目标上，要强调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能仅将犯罪行为打击了事，还要致力于弥补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秩序真正回到稳定和谐的状态中来。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上，应将刑事诉讼法从过去的专政工具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