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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生活饮用水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2010年8月25日杭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0年11月25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杭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对《杭州市生活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饮用水源的水质，防治水污染，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第十一条修改为：“对饮用水源地，根据水源水质保护的要求，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调整和饮用水水源的保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三、第十二条修改为：“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予以公示，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

　　四、第十三条第一项修改为：“禁止新建、扩建、改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关闭”。

　　第九项修改为：“禁止新建、扩建、改建规模化畜禽等动物养殖场、屠宰场，已建成的规模化养殖场、屠宰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关闭”。

　　五、第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关闭”。

　　六、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饮用水源地发生突发性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饮用水源水体污染的，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应当采取应急措施，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村)民，并在一小时内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七、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处以三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堆放、填埋、倾倒剧毒、高残留农药等危险废物的；

　　“(二)违反第十三条第十一项规定，码头未设置残油、废油、含油污水、船舶垃圾等废弃物的接收处理设施的；

　　“(三)违反第十三条第十二项规定，风景区(点)未设置生活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的；

　　“(四)违反第十三条第十四项规定，存放、运输和使用可能污染饮用水源的物品，未采取防溢、防渗、防漏等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的；

　　“(五)违反第十七条规定，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土地、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出租给他人从事本条例禁止的生产经营项目和活动的。”

　　八、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修改为：“违反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的”。

　　九、删除第二十七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见危不救：道德还是法律？

2001年1月5日 10:20 刘仁文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不断披露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的“看客”事件。按照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见死不救、见危不救还不能以犯罪论处，只能受到道德的谴责。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失去法律支撑的道德在此种情况下已力不从心。我国刑法应增设“见危不救罪”，对见危不救者给予定罪处罚，以惩治此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冷漠和怠责行为。

这一立法建议可能会遭到如下指责：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把本应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对此，笔者不以为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见危不救罪”，是特指对本人或第三人无任何危险的见危不救行为，而不包括那种可能给本人或第三人带来危险的见危不救行为。譬如，对于落水者，一个驾着船只在江面上航行的人，只要把船开过去，伸出一根绳子就可以把人救上来，却见死不救，此为犯罪；而同样是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却是因为自己水性不好或者根本不会游泳，此则不能作为犯罪论。这样的区分，上升到理论层面，可以用富勒的“义务道德说”和“愿望道德说”来加以解释。按照富勒的观点，道德可以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类。前者主要体现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社会生活本身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后者则是关于善行、美德以及使人类能力得到最充分实现的道德。前者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后者则不应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两者的关系犹如一根标尺，“这根标尺的最底端是社会生存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要求，它向上延伸，到达人类愿望的至高点，在这根标尺的某处有一根不可见的指针，它标出义务和美德的分界线。关于道德问题的所有争论主要是关于这根指针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的问题。”对于见危不救，将区分义务与美德的指针放在对本人或第三人有无危险这个位置上，笔者认为是合适的。

其次，还应当注意，法律对道德领域的干预度应依时而定。当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法律自不必多管闲事。但当道德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使道德规范得到实施，而该规范对于社会来说又至关重要时，就有必要采取法律干预的手段，以强化和巩固该规范，否则，听任道德规范的滑坡，直至最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时再想通过立法来扭转局面，也只怕是“法不责众”、为时已晚了。具体到本文的话题，在五六十年代，救死扶伤是一种人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人们无法想象面对落水者、救人者要求先交钱再救人，那时，即使有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的现象，也绝对是极个别的（由于是极个别的，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作出反映），整个社会强大的道德力量和舆论攻势会把它深深地抑制住，因而彼时不需要动用法律这个武器。但今天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见死不救、见危不救频频发生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面对此，道德徒唤奈何，一些富有“使命感”的执法者心有不甘，对某些社会影响恶劣又能与刑法有关条款沾上边的见死不救案件，纷纷套用刑法的这些条款来定罪量刑。然而，不要说此举解决不了那些连现有刑法边都粘不上的见死不救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就其本身来说也破坏了“罪刑法定”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此情况下，打破法律的缄默之口，在刑法上增设“见危不救罪”，实乃时事使然。

最后，不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国外的立法。自本世纪初，西方“社会法学”思潮影响全球，“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在立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与道德在某种程度上呈合流之势。查阅一下有关法典，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在许多标榜“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见危不救罪”的规定。例如，《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前款同样之刑罚。”该法第223—7条规定：“任何人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难的措施，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条第2款规定：“对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时通知官署者，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科12万里拉以下罚金。”《西班牙刑法典》第489—1条规定：“对于无依无靠，且情况至为危险严重，如果施予救助对自己或第三者并无危险，但不施予救助，应处以长期监禁，并科以西币5000至10000元之罚金。”《奥地利刑法典》第95条规定：“在不幸事件或公共危险发生之际，对有死亡或重大身体伤害或健康损害危险，显然需要加以救助之人，怠于为救助者，处6个月以下自由刑或360日额以下罚金。如不能期待行为人为救助行为者，不在此限。须冒生命、身体之危险或可能侵害他人重大利益时，属于不能期待救助之情形。”这些立法例，难道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