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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刑存废到司法改革－2010/10/26北京师范大学“关注死刑改革论坛”演讲词摘要
一、引言
近期台湾司法改革议题讨论热烈，其力度之大，使得短短一年间，从”法务部长”、”检察总长”到”司法院”正副院长等司法高层相继去职；力度之强，可以见诸上个月有数万民众，且多为平日不易出门参与群众运动的妇女、青年，为抗议法院判决与社会脱节，加入了所谓”白玫瑰”运动，集体示威游行。同时，预期台湾此番司法改革议题，将随着相关问题的陆续浮现，逐步炒热到2012年台湾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换言之，即司法改革的成败，可能牵动马英九连任与否，进而影响两岸关系，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今日个人有幸有此机会，从刑事司法出发，向各位报告台湾司法改革的问题。除可帮助大家了解台湾刑事司法现况外，也希望藉此与同为法律人的各位，从中一齐来反思与检讨。首先从关系台湾司法改革的几件大事回顾谈起。
二、近期台湾司法大事纪
2008年台湾执政党再次轮替，自检方声押台湾前最高领导人，全面审理相关弊案后，刑事司法相关议题逐渐获得了重视。包括重罪羁押对人权的妨碍、法院并案分案的合法性、辩护律师庭外操作证据与被告言论应否设限等。但据我观察，其焦点仍只集中于高层犯罪问题，关注者也多限于城市中产阶级或精英知识分子，对司法之于一般大众权益的影响，尚少见讨论。真正引起广泛大众注意司法改革，应该说是从死刑存废的争议开始。
争议直接触发点，是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吴育升在2010年2月22日提出质询，质问政府何以4 年来从未执行死刑。时任”法务部长”的王清峰女士直言表达其保护死刑犯生命权的立场，坚持任内绝不批准任何一件死刑执行，遭致各界强烈批判。2010年3月11日王请辞获准。续任部长曾勇夫于2010年4月28日签署了张俊宏、洪晨耀、张文蔚、柯世铭4名死刑犯的执行令。随着4月30日的4声枪响，台湾从2006年起持续4年多的死刑执行暂停纪录也被打破了。
死刑存废在台湾，争论超过半个世纪，未有定论。尽管最高领导人、司法行政机关首长们不只一次宣示”人权立国”、”朝向废死”的政策立场。历年来并有若干配套修法的举措，例如如删除绝对死刑、延长提高数罪并罚执行上限，合并刑期从20年，提高为30年、假释条件严格化与提高假释门坎，将现行无期徒刑执行逾15年得假释之规定提高至25年。以期在废除死刑完成前，以无期徒刑替代死刑，或提高法官在刑罚选科上，以无期徒刑与较长的有期徒刑来替代死刑的动机。废死在台湾，可说只差临门一脚，即仅需再通过无假释适用的无期徒刑以替代死刑，与删除死刑有关规定，即可大功告成。但因民意多数反对废死（63％－76％），与政治选举频繁，在民意至上的现实压力下，短时间内废除死刑的政策目标恐难完成。
台湾大众的讨论，最初落在检讨死刑废除的公平性上。尤其当惨绝人寰的犯罪手段、受害人及家属的激烈控诉、对犯罪被害保护不周、部分执法人员实际经验等，一再于媒体批露后，废除死刑的主张与言论受到了抑制。
但终究，台湾是个自由开放社会，面对公共议题，群众也多是客观理性的。在激情过后，对于死刑争议，逐渐进入了更深层的讨论，即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上。毕竟，死刑的无法回复性，一直是废死的有力理由。特别即将面临持续要执行的死刑案件，大众开始深思，刑事司法审判是否公平，其中有无发生冤错案件，造成”体制杀人”的可能。
持平而论，台湾从立法、侦查、审判到执行，对于判处死刑案件，极为慎重，并设有重重监督、纠错的机制。这包括了一、立法上，已先把判处死刑数目较多的《惩治盗匪条例》废止。又删除了绝对死刑。虽现行条文，规定可科处死刑之罪，仍有61种、52条之多。但其中真正适用者很少，多集中于严重暴力犯罪，如台湾《刑法》第226条之1强制性交猥亵等与杀人重伤害之结合犯罪、第332条强盗与放火强制性交掳人勒赎故意杀人结合犯罪、第348条掳人勒赎与故意杀人强制性交结合犯罪；二、对一般死刑上诉案件，台湾法院认为，因死刑乃重典极刑，除罪证明确外，被告是否”事后无悛悔实据”、确实已无法”教化迁善”、”再社会化”，必须”与社会永久隔离”等，均应为判刑时的斟酌重点。实务上，对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的第一次上诉，”最高法院”即予驳回因而判决确定者极少。多数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经常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甚至有发回更审达十余次之多者；三、死刑属强制辩护案件，均有律师或公设辩护人为被告辩护；四、死刑属强制上诉案件，不论被告是否上诉，判处死刑案件均应依职权移送上诉，在台湾三级三审制的架构下，都由”最高法院”判决定案；四、”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如发见该案件之审判违背法令，还可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五、死刑的执行权，基于三权分立制衡，防止法官专擅，划归司法行政机关，非由审判法院行使。其结果是，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很低，2006年暂停死刑执行前，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均在个位数，如2001年有10人、2002年有9人，2003年有7人，2004年仅有3人，2005年2人。从而理论上，台湾死刑冤错案件发生机率甚微。
尽管如此慎重，但经过搜寻，仍有两个明显冤错的死刑案例：其一为嘉义县男子黄志成被指控强盗、杀害前台南市教育局社教课长，一审及二审以及6次更审，都判黄死刑，直到更七审宣判时，始改判无罪。审理期间共被判8次死刑，羁押长达3386天，一再徘徊死亡边缘。2008年获判无罪确定，黄得到新台币16930000元的冤狱赔偿，创下赔偿金额的最高纪录。另一例是， 1996年台湾空军士兵江国庆，被认定犯下凌虐杀害福利站员工5岁幼女重罪，来年即遭军法起诉审判，进而枪决。但台湾”监察委员”调查后发现，该案侦审过程违反程序正义、侵害基本人权，且有新证据，故于2010年5月12日通过纠正”国防部”案，要求本案提起非常上诉与再审，并继续侦办。
当上述这种冤错的案例，与其他因不当侦讯手段、检察官滥用职权、无效率的诉讼流程等，导致误判、延宕羁押、长期未获平反的刑事案件，经媒体持续追踪发掘后，在台湾社会，遂引起很大的回响。毕竟不单是犯罪者，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司法不公的牺牲品。台湾大众纷纷质疑，我们的司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公正的审判机制为何会失灵？
争议还未终止，不料 7月13日负责侦办高层贪污案件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特侦组”，在新任”检察总长”黄世铭指挥下，又强力出击，将涉及贪渎的高等法院三名法官、一名检察官提讯后即向法院声请羁押禁见获准，后续又搜索了高等法院法官，为台湾司法改革议题，再度投下了一?震撼弹。
报导中，这批法官的贪渎与生活不检，其肮脏丑陋，令人惊讶，如叫他人代写判决、长期不上班、在外结交红粉知己、不务正业收藏骨董、豪宅内召妓等。对此，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率先发难，直接点名有权监督处理法官操守的的”司法院”院长立刻下台，连带地副院长也因个性较为保守消极，故此两人均获准请辞。
然而，比起法官腐败，更令群众不满的，是法官认事用法僵硬机械，只死守法条判例，不知变通，故产生判决与社会观念严重脱节，即俗称”恐龙法官”的问题。
依台湾《刑法》，审理未满14岁之男女遭性侵时，如果被告“违反被害人意愿”，应适用第221条强制性交罪，并以第222条第1项第2款加重其刑（加重强制性交罪）。 若“未违反被害人意愿”，则以第227条第1项（对未满14岁男女性交罪）论处。刑罚重轻程度有别，故”有无违反被害人意愿”的确定，成为台湾法官审理该类性侵案件时，法律适用与刑罚重轻的关键。
根据已批露的信息，有部分7岁以下女童，因不能完整记忆被性侵害的情节，或不能清楚证明曾经表达拒绝性交的意愿，导致被告受轻判甚至无罪。这引起了广大家长与妇幼保护团体们纷起挞伐，认为既属幼童，如何苛求其能完整清楚记忆与表述？法院如此判决，将直接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网络上，曾号召到超过30万人表达抗议。虽说台湾”最高法院”刑事庭法官会议迅速做成决议，宣布凡性侵”7岁以下”幼童，一律认为是违反幼童意愿，须依加重强制性交罪重判7年以上徒刑。但众怒难平，仍有数万人加入首述的”白玫瑰”运动。
至此，台湾司法改革的迫切可说已到不容再敷衍拖延的地步。上述恰好发生在今年内的重大事件，除清楚表达民意要求外，也反映出了司法改革的初步方向。那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操守与法院裁判质量两条路线。至于司法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建立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三、台湾司法改革的规划与进程
（一）经验检讨
自从90年代初以高新武为首的新竹地检署部分检察官，为台湾司法改革开了第一枪。其后1999年7月召开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可以说是台湾当局响应社会对司法改革要求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经过各界深入研讨，该会共达成了32项结论。这32项结论又代表了32种决定施行的新制度。当时希冀达成的优先目标，不外乎改善裁判效率与强化人权之保障。
几年来落实成果极多，尤其在刑事诉讼制度上，透过修法，已完成例如：一、采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控辩攻防武器对等，控方要负绝对举证责任，力行无罪推定原则；二、采令状主义与法官保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场者，应实时讯问。侦查中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有羁押之必要者，应自拘提或逮捕之时起24小时内，叙明羁押之理由，声请该管法院羁押之。未经声请者，检察官应即将被告释放。侦查中检察官认有搜索之必要者，应以书面记载事项，并叙述理由，声请该管法院核发搜索票。司法员警官因调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搜集证据，认有搜索之必要时，报请检察官许可后，向该管法院声请核发搜索票。通讯监察书，侦查中由检察官依司法警察机关声请或依职权以书面记载事项，并叙明理由、检附相关档，声请该管法院核发；三、采严格证据法则：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自白乃出于自由意志；四、辩护权绝对尊重：被告、犯罪嫌疑人、受调查者不论何时，不分案件，得随时选任辩护人。辩护人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见通讯自由，不必事先审批、接见通讯不被监听等等。

上述种种改进，对保障人权言，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刑讯逼供、羁押取供、有罪推定等现象，在台湾司法环境中几乎完全绝迹。连带地犯罪定罪率也因而降低，成罪困难，但同时也有诉讼久延的副作用。
但据台湾权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2008年第2次社会意向调查。在司法议题部分，多数的民众表现了对于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当问到整体法律制度是否公正方面，有51％的受访民众表示法院的判决是不公平的。问到法律是否已充分保障人权，则有59％的受访民众认定法律还不能充分保障人权。
若按个人的解读，这份调查结果，并非表示10年来台湾在司法改革上毫无进展，应该说前10年的改善，多集中在保障人权方面。在人权保障上，台湾早已建立共识，确立价值，并无太大疑虑。基此，台湾民众对自身司法的要求又进一步有所提升，期待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有所转移。只能说，现有台湾司法体制还不能切合满足百姓的期待与需求。这个期待与需求，包括了司法工作人员的操守，要有如同”皇后贞操”一般不容怀疑的高度廉洁；法院裁判质量要具备高度的公正、精确与效率。
（二）近期规划与成果
以下将台湾近期司法改革的规划与成果，分对人、对事两方面加以分析检讨，并对台湾司法改革前程，提出愚见－
1、对人（司法工作人员操守）：
（1）规划与成果
司法腐败问题，在台湾虽不算严重，历来因腐败问题被起诉判决确定而遭撤职的司法工作人员，据我所知，不超过5人。但认真探究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法官在台湾社会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享有终身保障，有利其洁身自爱外。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司法贪渎，具有高度专业性，侦搜不易，取证困难；加上司法人事网络复杂，司法工作人员彼此关系密切，有所谓”官官相护”问题，导致司法腐败向来有极高的”犯罪黑数”，一般定罪比例不高。
针对此问题，台湾前几年仿效美国”水门案”设特别检察官的作法，增修了《法院组织法》第 63之1 条，于”最高法院检察署”设立特别侦查组，职司下列案件：一、涉及正、副最高领导人、五院院长、部会首长或上将阶级军职人员之贪渎案件。二、选务机关、政党或候选人于正、副最高领导人或”立法委员”选举时，涉嫌全台的舞弊事件或妨害选举之案件。三、特殊重大贪渎、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秩序，经”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指定之案件。起诉司法工作人员贪渎，属于特殊重大贪渎案件，即归由”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指挥特别侦查组职掌。该”检察总长”又由最高领导人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出任，有一定民意基础，并享受任期保障。所以提升办案层级，赋与’检察总长”重权，目的就在期待其能无后顾之忧，充分地摘奸发伏，以避免”官官相护”的羁绊。第2任”检察总长”如前述，发动”正己项目”，声押搜索法官、检察官，可说是初步符合了制度设计目的。
另外，尚在研拟中，争议较大的是《法官法》草案。该法中所设”法官退场机制”，被视为是一淘汰贪污司法工作人员与”恐龙法官”的利器。现行制度下，法官淘汰与公务员惩戒制度相似，于”司法院”议决惩处法官后，必须先交由”监察院”弹劾，再移送’司法院公惩会”审议通过撤职。但多年实际运作下来，罕见有法官被淘汰出局。《法官法》草案改由”司法院”内新设立的”评鉴委员会”议决，送交”监察院”弹劾，再送交”公惩会委员长”及4位法官组成的”司法院职务法庭” 审议通过惩戒，最重可以撤职，被惩戒的法官亦无法领取退休金。特别的是，《法官法》草案明订，评鉴委员会成员11位中，审检体系外的律师、学者及社会人士占了8位，即全部评鉴委员人数2/3以上，审检代表仅有3人。所以引进外部力量，目的也在防止”官官相护”。另据了解，《法官法》草案固有可能在今年通过。惟如延误立法，台湾在野党已宣布将另推动《法官检察官评鉴法》，主张体制外设立独立的评鉴基金会，对法官除了进行个案评鉴，也针对问案态度、品德操守等，进行一般性评鉴。评鉴结果将公布社会，并送交”司法院”及”法务部”处理。
（2）个人观点
司法腐败既属智能型犯罪，黑数较高，有如一滩污水。故处理司法腐败，应如同治理污水一样，设有排水、清源、监控三道完整机制，方能竟其全功。法官淘汰或退场，充其量只具备其中一道排污的功能。
个人以为，在维持审判独立原则下，配套制度还应包括：
一、清源机制：适度放宽法官来源，广纳优良律师、学者参与法官检察官团队；落实公民参与司法，实施参审制，包括平民参审与专家参审。这方面德、日、韩、甚至大陆人民陪审员的优良实践经验，台湾均可加以仿效。至于台湾部分人士推动，所谓体制外独立的评鉴机制，个人认为既抵触了三权分立原则，侵犯审判独立，也可能有舆论干预判决，产生”第四审”等严重的问题，况且并无坚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放宽法官来源与实施参审，既不侵犯现任法官的独立办案空间，又可同时减少法官滥权武断。
二、监控机制：若与大陆《刑法》，尤其是第7次修正后相比，台湾关于贪污治罪的立法，不够严密。对中介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无论《刑法》或特别刑法都欠缺完整有效的定罪条款。严密贪污治罪的立法，加上马英九早先宣示将仿香港成立的”廉政署”，都属于个人主张监控机制的重要环节。目的即在司法工作人员”头上悬刀”，藉心理强制，对司法人员发挥监控功能，使之不敢贪、不能贪。
2、对事（法院裁判质量）：
（1）规划与成果
重大案件久拖不决，一直是台湾刑事诉讼上的头痛问题。成因也很复杂，部分是因早期侦查科技较落后，采证原有缺失，导致事实审理困难；部分是因不法搜证，被告履为抗辩翻供，导致法院不敢轻率结案；部分则是因诉讼资源分配失当，导致程序进行无效率。何况，台湾刑事诉讼法并未设个案审判最长期限，过去重罪的延长羁押次数也无限制规定，较为繁杂的案件往往拖延10多年、20多年，还无从确定，人犯也可能连带地被长期羁押。以所谓”一人在押，十人在途”的观点，重大刑事案件久拖不决，可以说不仅是程序经济、诉讼资源浪费与否的问题，更是对被告、被害人、包括其家属亲友精神与身体的一种长期折磨。
举其中最有名，被写成《流浪法庭30年》一书出版，轰动全台的1979年第一银行押汇舞弊图利案为例。该案历经1、2审与发回高院12次更审，最后2007年”最高法院”才以”罪证不足，再无更审实益”为由，驳回检察官的上诉，前后折腾近30年，案件始告确定。被告一银前副理张国隆、前襄理柯芳泽、林泰治均无罪定案。本案会拖延如此之久，除了因当年第一银行遭到诈骗的押汇金额，高达880万美元，国库损失巨大，使法院不敢轻易审结。另外原因之一，是当年第一银行为了不让案情向上发展，因此选择性提供数据给检调，不利于总行的公文一概隐匿，使得事实难以厘清，直到银行领导更换，机密档曝光，被告才有机会获得平反。
针对重大刑案严重延滞，为保障人民刑事诉讼上受迅速审判的权益，2010年9月1日起，台湾施行新通过的《刑事妥速审判法》。其立法重点在于：一、限制审判中之羁押期间与延长羁押次数：第5条规定：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应优先且密集集中审理。审判中之延长羁押，如所犯最重本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审、第二审以六次为限，第三审以1次为限。审判中之羁押期间，累计不得逾8年。前项羁押期间已满，仍未判决确定者，视为撤销羁押，法院应将被告释放。二、以减刑换取严重延滞刑案的被告不上诉，以利确定。第7条规定：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决确定之案件，除依法应谕知无罪判决者外，经被告声请，法院审酌下列事项，认侵害被告受迅速审判之权利，情节重大，有予适当救济之必要者，得酌量减轻其刑： 一 、诉讼程序之延滞，是否系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实上之复杂程度与诉讼程序延滞之衡平关系。三 、其他与迅速审判有关之事项。三、对多次发回更审案件，有条件的限制上诉第三审，以利确定：第8条规定：案件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6年且经最高法院第3次以上发回后，第二审法院更审维持第一审所为无罪判决，或其所为无罪之更审判决，如于更审前曾经同审级法院为2次以上无罪判决者，不得上诉于最高法院。
（2）个人观点
虽然《刑事妥速审判法》第1条有”为维护刑事审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权及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的明文。但我认为，《刑事妥速审判法》实重在”速”，不在”妥”，等于将”效率”价值置于”公正” 价值之上。比如说，如拖延8年未能判决确定之案件，假设是因检察官消极敷衍或法院玩忽职守之事由所导致，符合所谓诉讼程序之延滞，非因被告之事由。则被告即能因此得到减刑的恩惠，实在有违公平。个人认为，这种立法，纯属仓促妥协的产物，未来流弊争议必多。
其实，重案久拖不决，极大的因素，在于案件量大，但诉讼资源分配失当，使得重案审理效率低落。简单地说，就是新案不能断，加上旧案不易清，件件积累，导致法院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
台湾刑事案件积压，有多么严重？简单向各位报告，在检察官”原则起诉，例外不起诉”的心态下，以2004年为例，经检察官起诉而进入司法审判的案件，约为12万4千件，平均每天有340件刑事案件由检察官提起公诉。民众自诉的平均每天也有4件。更不幸的，台湾刑事审判，二审采覆审制，相同问题到二审还可再争执，故当事人通常均会上诉，检察官尤其是”原则上诉，例外不上诉”，以避免惹人非议。加上三审非严格法律审，准许上诉三审结果通常是废弃原判，发回二审更审。这么上下来回作用，每名法官手头上都至少有几十个案件，压力甚大，二审特别严重。形成上下较窄，中间较宽，有如水桶状不正常的诉讼结构。
我想正本清源的作法，不应像是采用《刑事妥速审判法》的”锯箭式疗法”。而是要从案件的”流量管制”与”处理流程”两方面来加以克服。此刻应回归正常机制，回归2005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老思路，真正作到一审为坚强事实审、二审采续审制、三审采严格法律审，配合??嗖黄鹪V、?起?、认罪协商、简易程序等，重建”金字塔型诉讼结构”。即藉由分层分工的法定审级程序，让”小案速断、大案慎重”，彻底改进审理与结案效率。使法官能减轻负担，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从而避免审理该类案件的久拖不决。
（三）预测与评论
司法实践中待明确的几个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

张建平
(福建厦门今朝律师事务所）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力即丧失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保持民事流转关系的稳定性。在民事诉讼中，债务人常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在许多案件当中诉讼时效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往往是决定诉讼双方当事人胜诉或败诉的关键问题。
我国把诉讼时效制度纳入实体法范畴，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及相关实体法中，《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得比较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人民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过程中对涉及诉讼时效制度理论缺乏统一认识，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有关诉讼时效问题存在一些争议。笔者在执业过程中碰到过一系列有关诉讼时效的棘手问题，针对这些频频出现的实务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着理论上的研究，本文拟在归纳、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在从事律师实务中的一些体会，提出对一些问题的粗浅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 关于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诉讼时效起算标准；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笔者认为该规定存在以下问题：1、在一些情况下，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可能马上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是无法确定债权的具体数额（如损失无法很快确定），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如何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笔者认为对类似情况，就不宜从债权人知道权利被侵害而开始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否则必对被侵害人不公；2、“权利被侵害”做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过于狭隘，无法包含其他“权利未被侵害”时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等问题。如在无因管理之债中，就不存在谁“侵害”了谁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如何适用权利被侵害的标准？3、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来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应当知道”包含过多主观判断的内容，易依发争议；
我国部分的民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民法典的起草中采用请求权产生或可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如中国民法典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建议稿》第193条第1项就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时效依以下规定开始计算：（一）时效期间自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能避免如前所述的不足，且更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较之现有规定更趋科学；
二、 关于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在该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同样也是司法实践当中多数情况下适用的观点）是：就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而言，履行期限自债权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时或债权人确定的一定的宽限期到来之时届满。债权成立后，履行期限没有届满，债权人的请求权就没有发生，当然亦不存在对权利的侵害，这时候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起算的规定相悖。只有在债权人催讨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才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而在此之前不存在对权利的侵害的问题，不应计算诉讼时效。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
崔建远是这一类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其所著的《无履行期限的债务与诉讼时效》（见《人民法院报》）一文中有如下表述：“给付义务可分为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原给付义务本身有履行期限、合同的存续期限制度管辖，诉讼时效制度备而不用，不直接发生效力。只有在原给付义务被违反，形成次给付义务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制度才实际发挥作用。次给付义务生成之时，也就是违约行为发生之时，构成民法通则所谓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
2004年1月12日发布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第三条作出的规定与上述主流观点基本一致，其规定如下：“债务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以下情形确定：（一）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并向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表示拒绝履行之日起计算；（三）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但对于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从债权成立之日起算，持该观点的以台湾学者居多，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就认为，“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第315条）。是此项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即可行使，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我国台湾另一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为民法第315条所明定，此类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起即可行使，依民法第128条，其消灭时效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 台湾民法学者黄立先生也有如下论述：“基于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在债权成立时，债法上请求权之时效即已开始，而与义务人之拒绝给付无关。我国台湾民法也是以“请求权可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
持此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正是由于我国民法通则采用“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误导了这种特殊情形下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
相比较两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前一观点更务实，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但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督促债权人行使权利，债权人对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自债权成立之日就可主张返还，换言之其权利即可行使，诉讼时效自应开始起算，否则在一般的借款合同中如果未写明还款期限，在不超过民法通则关于20年最长时效期间的前提条件下，权利人就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主张，岂不使诉讼时效制度形同虚设？此外，欠条、借条内容大致相同，只因“欠”、“借”一字之差而适用不同的诉讼时效必将导致不公，如果公民都来用此作法来规避法律，例如把所有的欠款都写成或者合法的转变成借款关系，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三、 关于分期履行的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分期履行的合同，其诉讼时效应按每一期的期限届满日分别起算还是从最后一期届满后起算，存在争议。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合同约定分期履行的情况下，实际是将整体的债务分割为若干个数额、履行期限，甚至是法律后果互不相同的、相对独立的债务。债务人应当在各相对独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履行义务，否则构成违约，亦即构成对债权人相对独立的这部分合同权利的侵犯。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的规定，应按每笔相对独立的债权履行期限届满时分别起算。但也有观点认为：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相对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才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诉讼时效自然应从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就规定：同一笔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可取，该观点更符合司法效率的原则，不会给当事人增加讼累，也可以防止法院就同一问题多次进行审判，甚至作出不同的判决；
四、 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1、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对象；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但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因此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容易产生争议。笔者认为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同样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代理人，包括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如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2、催讨公告的效力；在债务人分散且众多的情况下，或是债务人有意躲避的情况下，权利人是否可以以公告的形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有待明确。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仅有条件的确认了以公告形式主张权利具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2）3号《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笔者认为依据这一规定的精神应扩大对公告的适用范围，以更好的保护债权人所享有的合法债权，防止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
3、邮寄催讨情况下的举证要求；在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形式邮寄催告函的情况下，部分法院认为债权人除提供其将催讨函交寄邮政部门的证明外还应提供证据证明义务人收到了主张权利的函件方可主张时效中断；另有部分法院认为只要债权人提供了其将催讨函交寄邮政部门的证明，而债务人不能证明未收到邮件及所邮寄的内容系与主张权利无任何关系，法院即可认定该邮寄系主张权利的函件债权人即可主张时效中断。笔者更赞同后以处理方式，因邮局的记载大多超过半年就不保存，而挂号信或特快专递在邮寄过程中丢失或不能送达给收件人的比例微乎其微，在权利人能够提供其向邮局交邮且邮寄内容系催款函的情况下，应对其主张予以采信。在目前社会信用缺失，债务人逃废债务现象严重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方面，不能对权利人过于苛刻。实践中，权利人为避免举证的困难，往往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时进行录音、录像，甚至请公证机关公证，导致行使权利的成本提高。不可否认，这一现象与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对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的苛刻要求有一定关系。
五、 关于法院可否依职权主动适用时效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是否可以不基于当事人的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因此各地法院在处理此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有部分地方法院认为法院可以依职权审查诉讼时效是否届满，无需当事人主张。而多数法院认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笔者认为多数人的观点更为可取。
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是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禁止法庭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145条也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瑞士债务法第142条也规定：审判官不得以职权调查时效。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但学说与判例一致认为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援用丧失时效。
存在的问题：目前法院不主动援用诉讼时效几乎已成为通例，但部分法院在债务人缺席的情况下却主动审查时效问题（笔者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代理的案件就曾受此待遇），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欠妥。理由如下；诉讼时效届满对于权利人而言丧失胜诉权，而对于义务人而言取得时效抗辩权。时效抗辩权既然是一种民事权利，当事人可以行使，亦可以放弃，在义务人选择放弃时效利益抗辩权的情况下，法院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有违民法的意思自制原则，亦与民法通则第138条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的规定相悖；在债务人缺席的情况下应视为债务人放弃包括时效抗辩权在内的全部抗辩权，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对债权人的主张从严审查以免错判并无不妥，但主动审查时效缺乏法律依据，缺席反能享受特殊关照也有违公平原则；

[1]请详见广东法院网“广东省高院规范性文件”栏目， http://www.gdcourts.gov.cn/gfxwj/mss/t20040112_3141.htm，2004年5月9日访问。
[2] 读者也可分别在人民法院报等网站中查阅：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0519，http://www.china-judge.com/ReadNews.asp?NewsID=2179&BigClassID=16&BigClassName=&SmallClassID=19&SmallClassName=&SpecialID=0，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44763，2004年5月9日访问。
[3] 参见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拉伦茨先生的原文是“如果债务人须在预告后经过一定期间才履行时，则时效的开始将推迟至这个特定的期限的结束（民法第199条第2句）。人们可以把这一规定看做是一种证明，即时效的开始不仅要考虑请求权的发生，也要考虑到请求权的到期。”
[4] 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5] 请参见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邵建东等译《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17页。
[6]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我国台湾民法典第315条规定“清偿期，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或得依债之性质或其它情形决定者外，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债务人亦得随时为清偿。”
[7]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7页。我国台湾民法第12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为行为时起算。”
[8] 吴兆祥等译《瑞士债法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9] 中国民法典课题研究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5月9日访问。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1068
[10] 王利明著《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其主要意思是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在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时，首先是权利必须在客观上受到侵害。
[11] 黄立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黄立先生解释说：“依该说，时效的开始，以权利受侵害为前提，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