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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仇和现象”

杨扬


近日看了连续两期《南方周末》（分别为2004年2月5日和2004年2月12日）对仇和的报道，才大致了解仇和其人其事，看完后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总想说点什么。我想，与仇和其人其事相类似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而且他的作法也与我十年前的农村生活经历有些相似，现在既然他在全国出了名且升了官，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让其他人仿而效之呢？因此我不得不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想从公民权益的保护说起。
在新闻报道中，仇和曾经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也曾经扣发职工的工资来修建一些交通设施，凑巧的是我也曾经是一名教师，也多次被镇、县各级机关以各种名义扣除过很多个月的工资，用来修路啊办学啊捐助希望工程等等。那时候我们每个月正常的工资通常只能发给国家规定工资标准的一半（原因是地方财政经费不够），而且常常拖欠一年后才能发放，自己的生存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没有办法了只好自己离开教师职业（那几年与我一样离开教职人也较多），毕竟要先吃饱肚子后才能工作啊。到了后来，我便关注这方面的法律及其他规定，可怎么也无法找到政府随便扣发工资的依据，而且就是所扣发的工资的去向谁也并不清楚（天知道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我也曾经主动向希望工程捐过款，也曾经自愿向经济困难的学生捐过款，也曾经向抗洪抢险方面捐过款，等等，但是后来一想，如果光凭扣发我们的工资与捐款来保证他们修建公路修建学校并使每一个适龄学生都能上学，无异于白日做梦。所以我就想，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或方式来解决这些事情，而单凭某个领导一时的心血来潮想出个什么花样来“临时处理”，恐怕难于解决根本问题。而且，如果我上有老人下有小孩需要我来照管，又应该由谁来帮助我呢？如果按照仇和的做法，恐怕全中国的官员们都得扣发工资了：全国又有哪一个省市没有急需要办理的公益事业哪里没有面临失学的孩子等等问题呢？
报道中提到拆迁问题，报纸原文中是这样说的：“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我不知道被拆迁的人是否得到了足额的补偿。无独有偶，前些年听说一件征地与拆迁的事情，某乡镇为了修建公路，拆除了路边一家农户的房屋也征用了他的耕地，但是因为补偿无法到位，导致这家农户几乎是无家可归无地可种无饭可吃，甚至是告状无门。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家就是仇和的家，他会做如何感想？对于修路，这家农户也和其他人一样都非常赞同。现在很多地方都爱搞什么“投票决定”，比如修路之类，肯定会有多数人会表示同意。这种做法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们不能为了使大多数人得到好处而牺牲某一个体的合法权益，让其蒙受极大的损失甚至面临绝境，也就是多数人虐待甚至损害少数人。拆迁无可厚非，但必须依法，并应加强对受损害者或弱势者予以相应的保护，缺少了对具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又将从何而来？

其次，我想说说谁来监督仇和。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仇和的行为并不是都能得到其下属的赞同，甚至很多人或明或暗地与其进行了对抗，但谁也无法对其左右，引用报道中的一句话就是“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谁又能监督他？所以不管对也好错也罢，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这与封建社会里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有什么两样呢？更不用谈什么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了。所幸的是从报道中来看，仇和此人为官清廉，如果有人也像他一样我行我素，但却是程维高、胡长清之流，将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而且如果他出现重大决策错误而给人民造成较大损失时，该如何处理呢？等等等等。

第三，谈谈仇和与吕日周的对比
报道的前言中说到“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但在我的印象中吕日周与仇和的显著差别就在于吕日周的行为并不十分“过格”，这个“格”就是国家的法律与基本政策。但仇和却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某些行为几乎可以说是对法制或制度的践踏，相信读过相关报道的人都有所了解，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人看见长城时肯定会对秦始皇感谢不已，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否则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壮美的景观呢？我们当然不会也无法去切身体会到孟姜女哭长城时的悲恸，更不会看到漫山遍野的尸骨。仇和当然不是秦始皇。我并不是全面否定仇和，对于他整顿机关作风、反腐败、加强经济建设等等，本应是作为地方行政首脑的应有责任，如果成功可以借鉴其经验，如果失败则可以汲取其教训，不必反应如此强烈。但我看不懂仇和所说的：“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甚至无法评论他所说的：“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的理论是何等荒谬。至于仇和卖光企业、卖光学校、卖光医院的作法，是否经过了必要的监督是否侵害了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是否正当，等等，尚待调查研究。但我很同意毛寿龙先生的话：“好制度胜于精英政治家”。也许仇和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一心为民也是最急切想办些实事，而且其他人则不同，而且也相信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所以自己的想法别人未必赞同群众也未必能够理解。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引用仇和自己的话说：“我们四年不懈的努力、流淌的汗水、付出的辛劳，在得到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终于得到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认定，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安慰的呢？”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仅是一厢情愿，我也并不赞同官职的升迁就表示得到上级和人民群众认可这一结论（报道中不是就有很多越腐越升的案例吗？——当然我并不是说仇和腐败）。就算是仇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职位的升迁，但我也只能说这可能只是当地人民的“幸福”，但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悲哀。如果真像有的报刊所说的“我们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大家仔细想想，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2004年2月14日


权力阶层贪污越轨行为的社会成因探析

王硕;郭春枝（助）


摘要：现代社会孕育着稳定与进步的同时，也滋生着动乱与某些后退的因素。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权利阶层的贪污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几乎每天的报纸、网络都有关于某某官员被双轨或涉嫌贪污受贿的负面报道，这种行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正与进步。因此，有效防止权力阶层的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在现阶段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关键字：越轨行为；权力阶层；贪污腐败


　　2008年7月9日，记者从广东司法界人士处得到证实，广东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因牵涉全国最大的烂尾楼之———中诚广场执行拍卖案已经被河北省一检察院批捕。随后不久又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涉嫌经济问题，于本月15日上午在北京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并已经得到了司法界人士的证实。
　　看到这些，不免让人心寒。作为司法权的掌陀人尚且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公权力、法律道德于不顾，那如何建立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又如何维护？法治建设又如何有效进行下去？为什么反腐倡廉进行了这多年，腐败行为却愈演愈烈？造成这种行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成因又是什么呢？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一、越轨理论简述

　　越轨行为又称为异常行为、违规行为、偏离行为。它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切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可将越轨行为分为多种。首先，根据越轨行为主体的不同，越轨行为分为个体越轨行为与群体越轨行为。个体越轨行为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所实施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群体越轨行为是指若干个社会成员结合起来所实施的越轨行为。其次，根据行为违反的社会性质的不同，分为违俗、违纪、违德以及违法越轨行为。前三种越轨行为由于是违反的风俗习惯、道德纪律，对社会的危害不大，故对该三种越轨行为大都采取舆论、行政的手段予以导向。而违法越轨行为由于违反的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故对此种越轨行为通过追究法律责任予以处罚。再者，根据越轨者越轨的心态不同，分为非遵从越轨与违规越轨。非遵从越轨是指有意违反自认为是错误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其心态是希望自己的违规行为引起社会的注意，其行为目的是力图改变他认为缺乏正当性的规范，并以一种更道德的行为规范代之，基于良知的公民的服从。而违规越轨是指违反自认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规则，其心态是设法掩盖事实，使其违法行为不被发现。 此外，根据越轨行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不同，分为免责越轨和有责越轨。对于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原因或障碍，某些社会成员不能遵守某些行为，故社会免除其社会责任及其后果。对于应具有能力遵守社会规范，但却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者应对其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最后，根据越轨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又可以划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越轨行为。
　　一个社会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定的秩序，主要原因是社会规范的存在，而越轨则是对这种社会规范的偏离和冲击，结果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危害了社会体系。即使如此，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越轨行为百害而无一利。如功能主义所主张的越轨行为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其反功能表现为降低了社会效率和整合性；其正功能表现为积极的越轨能促进、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变革。即使是某些消极的越轨，也能使原先模糊的社会规则明朗化，使社会价值获得再认识的机会。同时，越轨行为可以为社会团体起到预警的作用，使社会团体关注某个问题，进而设法解决某些问题，避免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位。因此，我们要全面认识越轨行为的功与过，利与弊。

二、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越轨法社会学分析

　　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是一种危害深广的丑恶现象，其产生于个人对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政府官员运用人民群众授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它的存在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失范理论认为当人的行为、欲望缺乏有效的限制时，就会产生失范，即规范和价值相对脆弱的一种社会状况，它主要包含三个因素—— “文化规定的目标”、“达到目标的可行的方式”以及作出相应行动的集团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具备的资格。当这三要素之间发生急剧分裂时所带来的“文化结构的崩溃”就是失范的现象，在这种社会状况下，越轨就可能产生。墨登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解体，社会系统不平衡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极度紧张的产物，而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越轨行为是验证该理论合理的典型案例之一。下面笔者结合越轨理论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普遍文化规定的目标发生变革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是该阶段的基本特征，该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强调上下之间的依附性乃至某种依赖性、在传统的血缘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性政治体制。在这种文化目标下，做官无疑成了令人羡慕的成功者，因为从社会舆论宣传来看，只有达到社会目标的人才可以成为官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传统的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依附性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同时，传统的非功利化价值观也逐步向功利主义价值观念转变，社会普遍文化目标向物质转移，个人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标准，因为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财富的聚集和丧失的过程，获得竞争成功的人其战利品就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财富。所以，现阶段社会普遍的文化目标已由过去的权力向物质转移，文化目标发生了变革。

（二）达到文化目标的方式的变化

　　一般来说，政府官员的唯一经济来源是工资。1985年国家将登记工资制改为职务工资制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官员工资的多少，按照职务的高低来确定。同时，对于各种形式的补贴也严格按照职务级别的高低来划分。计划经济时期，官员的基本工资加上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及各种待遇等隐性收入在当时整个社会阶层处于较高水平，即权力阶层在物质层面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市民涌入了社会的上流阶层，而与之同处于上流阶层的政府官员，由于其收入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尽管我国财政收入的总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逐年提高，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这必然使得官员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停滞不前，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文化结构的崩溃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普遍倡导、崇尚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上下依赖的伦理政治体制，使得权力结构成为当时社会活动的主线，人们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成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而工资作为绝大多数就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人们的经济地位支配工资水平，使得权力阶层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能达到社会规定的文化目标，从而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工资不再是绝大多数就业者的唯一经济来源，市民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凭借自己的智慧劳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创业，物质财富日益积累增多。同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方文化观念的涌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功利主义价值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起来，社会文化目标向以财富为标识的方向转变。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人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一部分富有的市民被推到上流社会，但由于受传统“官本位”理念的影响，政府官员仍处在上层阶层，这就使同处于上流社会的市民阶层与权力阶层的物质标准形成强烈对比，权力阶层便处于上层阶层的中低收入者的尴尬夹缝中，社会文化结构难免不遭遇崩溃的命运。但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说社会文化目标的变革或者经济的发展是贪污腐败的根源，只是当这两者没有很好的衔接上才导致了权力阶层的越轨行为的发生。

（四）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成本的低廉

　　失范理论认为当社会文化目标与手段不一致时，行为者会采取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且采取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社会所倡导的目标但拒绝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社会倡导的目标，也有可能放弃社会倡导的目标与制度化的手段，而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方式生活在社会边缘之外，抑或主张一套新的制度和手段取而代之等多种方式。权力阶层在合法方式不能达到社会文化目标时，采取的是一种“创新”的方式。他们在接受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以财富为标识的社会文化目标的同时，拒绝采取制度化手段。当然，在当今中国，也缺少制度化手段成长的土壤。在综合权衡收益与成本的比例，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更大的可能性且承担更小的危险性之后，部分官员不惜铤而走险，以贪污受贿的越轨行为聚敛非法财富，以追求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故导致了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对有效控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思考

　　贪污腐败是一种社会沉疴和传统痼疾。肃贪倡廉，控制腐败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从历史上看，当人类步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后，在统治阶级的成员中，贪污腐败行为成为政府官员的缠身病魔。每一次政权的崩溃，原因虽不尽相同，但无不与官吏的贪污腐化行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干系。每一次的反贪惩腐，又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政治上的清正廉明。然而，历代剥削阶级的命运总超脱不了令人生畏的周期律：善使者众，善终者寡。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我们仍面临着肃贪倡廉的政治任务。综合上文可以得出：贪污腐败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于实现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的丧失以及非法途径付出成本的相对低廉。于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途径思考如何有效控制权力阶层的贪污腐败越轨行为：

（一）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培养政府官员正确的价值观

　　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好人生观、苦乐观、荣辱观和价值观教育，使他们以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为荣；以玩忽职守，腐化堕落为耻。通过教育，使权力阶层真正领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真谛。从实际出发，勤政为民，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深入群众，遵纪守法，勤奋工作，坚持廉洁奉公，“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贱也”，要求官员深切认识到廉政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进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抛弃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二）建立实现社会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