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论代表议案的现状与发展①
——关于代表议案和建议专题思考之一

周 军

与审议权、选举权一样，提出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是人大代表重要的职务行为，是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权利与途径。代表议案的合理提出是制度完善和代表素质提高的结果，代表议案的有效处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之义。
一、代表议案的实际涵义与现状
所谓代表议案，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事原案。理论上代表议案包括修改宪法的议案、选举案、质询案、罢免案、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议案、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提出的一般性议案。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复杂，除了代表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一般性议案外，其他特殊议案②的发生概率极低，不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在缺乏组织性行为与非特殊情况下，代表大多集中于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司法案件、建设项目与预算调整方面提出议案，虽然对于司法案件与建设项目能否成立为代表议案颇有争议，但实际情况却是在代表议案中大量发生。很显然，目前代表议案的实际涵义被代表们赋予了比较宽泛的一般议案的含义，而目前的法律制度并不比代表认识更明确。在宪法的原则规定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将几类议案放在不同章节，似表明了对于一般议案与特殊议案区别的立场，地方法规则是依据各自的情况，有的地方取广义概念，如山西等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规定；但大部分地方则依然比较模糊，如江苏、贵州等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议案的规定仅笼统规定代表有权就“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议案。笔者认为，由于特殊议案不具有普遍意义，将代表议案的实质涵义限于一般议案既符合当前情势，也具研究与规范的实际意义。
自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提出代表议案以来，代表议案的数量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攀升幅度越来越大。以第六至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数为例，如下表：

统计显示，目前代表一般议案正处于高涨阶段，显示了代表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也是代表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结果。但由于宪法规定的代表议案的内容应当“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内容不易把握，相当多的代表议案并不符合代表议案要求，只能转作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例如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61件，其中有28件转作建议处理，占45.9%；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488件，其中有394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0.7%；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611件，其中517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4.6%；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830件，其中有730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7.9%；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1050件，其中712件转作建议处理，占67.8%，以上数字还不包括大量重复的代表议案。可见，代表议案数量越来越高，但能够立案由专委会初步审议的比例却总体上越来越低，而经过专委会审议建议列入大会议程并且列入大会议程的数量则更少。
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应当受制于严格的程序，议案经以法定的方式提出后，必须先经过逐一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然后由主席团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任何一件议案都不仅仅要牵扯到代表本人，还要牵扯到议案审查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全体会议等诸多方面和程序。不符合议案标准的数量如此庞大与不断增长的态势，直接导致了大会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审议中无效劳动的增加，甚至不堪重负，难以保证代表议案的审议质量。
但是，就目前代表数而言，代表议案的数量还越没达到应该达到的数量，假定每位代表平均每年认真准备并提出三件左右的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议案将达到一万件左右，而不是现在的一千多件。可见，对于代表议案数量的增长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利用代表议案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而不是人大工作的负担。
二、代表议案的分析模式与问题
代表议案合理模式的制度设计是以代表的高度责任心和具备较高代议素质为前提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仅作了比较简约的规定，部分地方虽以地方性法规对代表议案的提出与办理专门立法，但在代表议案的合理模式方面制度设计仍不详尽，代表议案合理模式并未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代表议案的合理模式包括合理的提出与合理的处理两个方面。代表合理地提出议案，是正确行使代议制中代表权利的必然要求，是代表个体素质与整体素质的充分反映，体现在规范的形式、合法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合理的思维等诸多方面。代表议案得到合理的处理，是正确保障代表法定权利的必然要求，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计合理性的证明，体现在对代表正确行使权利的保障、对代表不适当行使权利的合理制约、对代表议案法定性和严肃性的维护等诸多方面。
关于代表议案合理的形式与内容要件，宪法与法律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但其形式要件与内容要件是否得到尊敬、遵守与运用，不仅决定于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而且受到代表认识角度、思维方式与代表议案处理程序的制约。如下表：
自觉性低 代表权利 自觉性高
权利来源 高数量+低质量 高数量+高质量

低数量+高质量 高数量+低质量

制约度高 处理程序 制约度低

研究与设计代表议案合理模式的目的是发挥代表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的重要作用，追求高质量的模式才是合理模式。从上表可以看出，代表议案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主要受到代表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代表议案处理程序的制约程度的影响，而代表行使权利的自觉性是决定因素。在代表素质不可能及时提高与普遍提高的现状下，合理地设计代表议案制度亦能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如何在提高代表议案质量的前提下适当保有代表议案的数量。
但在目前情况下，代表对议案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议案处理程序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所提议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代表的知情权还未得到充分保障，代表议案的针对性不够强等，使代表议案的作用发挥受到极大的制约：部分代表对议案规范与作用不甚了解，在满腔热情地提出后采取放任态度；大会主席团面对数量庞大的代表议案无能为力，在尊重与放弃的两难中采取转移劳动量的下策；制度设计对于代表权利能否制约莫衷一是，维持现状只有让非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工作人员分权。而合理模式的设计却遭遇保障代表权利使之虚化还是制约代表权利使之有效的两种理念的矛盾冲突。
在制度设计并不完备的情况下，代表采集议案的方式各行其是，内容五花八门，而又彼此影响，因此，部分代表抱着各种心态尽可能提出议案，甚至在媒体追捧下为了争当“议案大王”而滥凑数量的个别代表也不鲜见。当代表议案提交后，唯一有权处理的大会主席团没有合理授权的法律规定，负责议案实际工作的工作机构及其人员囿于习惯方式的樊篱，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代表议案不能作废，事事请示大会主席团事实上却不可能，只有自作主张地将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代表议案转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三、代表议案的历史趋势与解决
民主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代表议案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它因为民主需要而产生，同样也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发展。代表从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以及追求民主发展的愿望出发，从价值、制度、组织以及具体的建设项目等方面提出安排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愿望，从而形成特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代表议案。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证明，社会发展需要代表们的广泛参与，代表需要通过议案的方式表达意见、提出愿望。
但前文所述的代表议案的现状与已经呈现的规律并不等于其历史发展的趋势。因为在现实情况下代表议案的发展状况已经引起了高层领导和广大代表的深切关注。所以代表议案在经过二十年的充分实践后，必然会产发深度的理论探索，觉醒代表的责任意识，催生相关的法律规定，使代表议案的质量产生一个全新的飞跃。
代表议案的发展是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系统化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代表议案存在问题的解决与合理模式设计，要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要符合代表比较习惯的方式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要适应代表文化素质与法律素质逐步提高的现实，要利于发挥工作机构的助手作用。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代表议案的合理内容，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表议案实行废案制度。
目前困扰代表议案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加强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明确规定代表议案的内容范围，准确规范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全国人大代表议案为例，代表可就宪法第六十二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的议案，关于制定、修改、废止法律的议案，关于重大事项决定的议案和关于宪法及法律执行情况的议案等；规定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投资金额巨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中的重大变化，国家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以及其他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外，规定代表不得就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的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地方事务、党派、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事务、经济文化建设项目、具体司法案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薪酬福利等具体事务等提出议案。
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签名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以及内容不符合上述要求，直接作为废案处理，不予审议。
其次，要进一步提高代表素质，增强代表参政议政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对于代表议案实行奖优罚劣。
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代表议案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保障代表这一权利的充分实现，列入大会议程并经过大会审议通过的代表议案，有关单位必须认真予以实施。
但如何合理提出议案，不断提高代表议案的质量，关键在于代表的法律素质与文化素质，在于代表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人大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代表培训，使代表明确议案的基本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出议案。不断提高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使代表提出议案时能够从本行政区的大局出发；努力保障代表的代表性，提倡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避免狭隘地局限于本部门本单位甚至是个人的小利益；引导代表依法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避免通过代表议案方式影响司法独立；增强代表履职的责任心，鼓励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方式采集代表议案；强调代表客观求实和依法履职，认真思考，深入调研，使所提议案合理合法适当。
对提出重大议案，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或者代表团，予以通报表扬。贡献突出的，由国家予以奖励。但对于多次提出与事实不符的议案，或者多次提出废案的代表和所在的代表团，也应当予以通报批评。同时切实保障议案能充分反映代表的真实意愿，对于采取欺骗或者威胁手段，强制代表提出议案或者强制代表签名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应当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要进一步发挥工作机构的作用，适当授以权责，协助代表提高议案质量，对代表提交的议案实行初步审查。
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常委会机关应当为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尤其是大会秘书处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担负着做好代表议案登记、整理、摘报、分析、存档等重要的基础工作，在大会期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有效地处理好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议案，必须适当地授以权责，可以对代表议案进行初步审查。对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表议案，有权要求提出议案的代表在议案截止日期前补正，对不同意补正的，有权予以退回；对议案内容不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事项的，可以建议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或者代表团团长撤回议案。提案人不同意撤回的，大会秘书处应当向大会主席团报告，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作为废案处理，不予审议。对不提交主席团会议审议的，经领衔代表或代表团团长要求或者同意，大会秘书处将其按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及代表团负责议案的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协助代表作好议案的收集、整理、撰写、打印等具体工作，为代表议案调研时联系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适当的便利条件。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专门的代表议案工作部门，为代表提案服务。
总之，代表依法提出议案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如何充分保障代表的提案权，不断提高代表议案的质量，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重要问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各级人大常委会正在不断努力，部分代表也已经在代表议案的采集与制作上不断探索。如利用广告征集议案、建立专家型议案脑库、转发议案公开信、工作机构代拟等等，虽然这些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已经有了比较可喜的开端，只要适当地加以组织引导、制度规范、人力保障，代表议案进入良性轨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①本文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来源于《中国人大网》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过的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②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将前文所述的一般性议案之外的其他议案称之为特殊议案。



对“法院位置”的随想
齐汇

在德国司法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威廉一世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统治者，有一年其欲动员某磨坊主拆迁磨坊以美化其宫殿之景致，并以高价补偿磨坊主的损失。可无奈磨坊主就是不从，死守自家一方之风水宝地。威廉一世一时间勃然大怒，下命强制拆除了磨坊。但在此时，磨坊主并不懊恼，见此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而后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在法院审理，并以威廉一世的败诉而告终。皇帝服从法院的命令，将磨坊依原样重建，并赔偿由于拆迁房屋给磨坊主带来的一切损失。此案成为了德国司法史上标志司法独立的里程碑，为后世所传诵。
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曾经对司法权的独立问题进行过阐述，其曰：“由国王提名但不能由国王随意撤职的人组成的特定机构，这种独特和分立的司法权的存在构成一个维护公共自由的主要因素，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司法既与立法权又与执行权分立，这种司法权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无独有偶，在美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案例。政府希望在郊外的某块土地上建设飞机场，可是在飞机场规划的面积内有一位老人独自住在一间小木屋内，机场的建设方多次责令其搬走，但老人一直不从。后来，建设方强行拆除了此间破旧的小木屋，于是老人当即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结果是机场建设方败诉，法院责令其在规定的时日内对老人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后来机场迫于无奈，只能将原规划中的飞机跑道向偏离小木屋的方向移动了一些，以保障飞机的安全。可是在我国逐步走向法制社会、法制经济的今天，我们的法院在解决上述类似案件的时候，恐怕将不会有德国和美国的法院这么“潇洒”。我国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现今的形式看来还仅仅只是一个众多法律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法院难以独立地判决一切案件，是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申言之，当案件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拉关系”、“开后门”就成为了大多数案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许多的当事人在茶余饭后发表私见时，感慨地说：“我们拉关系、走后门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在诉讼中谋求法官做出偏向于我们的判决，而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较之对方公正的裁判”；当案件涉及地方经济的存续与发展，或者属于老百姓告地方政府一类的案件时，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便对案件结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法院的人事、财产和物资均控制在地方党政领导之手，法院体系内部受到来自纵向与横向的双重领导，法院在自己的人财物都受控于他人手中的时候，又如何行使宪法中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曾经在某基层法院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某农民状告当地政府，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当该地的某位重要领导干部走入法院的办公室时，法官们便热情的接待，又是泡茶又是让座，此农民见状之后知道诉也是白诉，随即自动的放弃了起诉，这不禁令人心寒。
法院不仅仅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法院是一所普法学校，是公民用来制约政府公权利的有力屏障。维尔曾经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提到：“分权学说的漫长历史反映了多少世纪来人们对一种政府体系的期望，在这种体系中政府的权利的行使将受到限制。”法院往往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实践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通过判决书中对法理念和社会情理的分析和阐释，在人们心中建立其权利的观念和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敢问法院在何方？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中就将法院定义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定义虽然有其社会整体利益保障价值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法律对于每一个自然人个别私权的保护。每一个学法之人都应当知道，私法是整个现代法制中最为基础性的法域，是一切法律的根基，可以说没有保护私权利的私法，就没有现代的法治。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体系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私权利的有力保护。法院应当是界乎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中立的裁判者，而不是单纯政府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西谚曰：“每一个法官都是一座孤立的荒岛”。恐怕在法院内部还是少讲一些“互帮互助”、“协同作战”的为好。
法院的独立不仅仅只是司法系统内部改革的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改革的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系社会，“关系”二字在社会生活之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改革中法院的独立地位问题有两大难题。第一，怎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院独立。假设有一日我们的法院系统从行政系统的干预中脱离出来，形成司法与行政的对立与监督，但如何解决党与法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法院的独立是形式的独立还是实质的独立之问题。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法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既是宪法规定的事实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等基本原则所赋予每一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合伙以及其他各类交易和生产中的主体）的义务。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基于此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党与行政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法院从行政中脱离出来，但又无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其完全的独立性，而党与行政之密切关系同样会使得法院受制于行政，使得司法体系内部级别化、官僚化、行政化，最终使法院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而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与行政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局面将成为空中楼阁，甚至最终化为泡影。第二，就算法院的每一个法官从党政领导的干预中脱离出来，但是在当今这种关系社会中，当一个案件属于“向左走向右走”时，一个法官为何要违背领导的意思而做出有利于他方的判决呢？法官的家属同样面临着职位的升迁，薪水的高低等等问题，其子女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法官独立了，其亲属未独立，法官依然不可能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故法院、法官的独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体系内部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全社会所要关注的问题。
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中论述道：“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践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因此，法院没有义务，甚至没有资格去服从行政机关及其首脑即政府的指示”。这种阐述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上对于司法独立地指引，在现今看来依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法院独立地位的形成和确定的源头也许不仅仅是司法与行政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源头在影响和限制着法院地位的独立。回首中国法治之路，为什么在司法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的今天，我们司法体系的非行政化往往只是作用在表面，而实质上却总也摆脱不了行政化的阴影？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官员的任免可以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学历方面的背景，导致一大批没有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大步走上审判席成为法官？为什么诸如审判委员会定案这种严重违背法理念的规定还能够长期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面对法律与政策时往往在孰先适用的问题上出现踌躇，觉得难以定夺？为什么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总是强调“服务意识”，而不是真正做到法院居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为什么司法考试还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法官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我们的法官往往还要接受来自类似于行政机关等级考核等等纷繁复杂的考试，敢问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权威何在？难道说法律还不是一个法官所应当把持的唯一准则和心存之唯一信仰？难道法官在秉承法律办案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价值尺度之衡量？敢问法院在何方？种种问题都将成为中国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应当将其逐一提出并详细认真的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正义的光芒照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