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06号)
《江西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6月24日第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鹿心社
2013年7月8日
江西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江西省水资源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凡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除本办法第四条 规定的情形外，都应当依法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
前款所称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是指闸、坝、渠道、人工河道、虹吸管、水泵、水井以及水电站等。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和管理权限，负责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下列情形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日取地表水10立方米、地下水5立方米以下的；
（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
（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第五条 申请取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取水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规定的申请材料。申请利用多种水源，且各种水源的取水许可审批机关不同的，应当向其中最高一级取水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取水并需要设置入河排污口的，申请人应当在办理取水申请的同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并向取水审批机关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第六条 取水许可实行分级审批。
（一）下列取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发放取水许可证：
1.跨省河流、省际边界河流日取水量在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流域管理机构审批限额以下、3万立方米以上的；
2.工业和城镇生活日取用地表水10万立方米以上、农业灌溉设计取用地表水流量每秒10立方米以上、水库设计库容1亿立方米以上的；
3.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5000立方米或者年设计取水量100万立方米以上，其中取用矿泉水、地热水日取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上或者年设计取水量40万立方米以上的；
4.水电站总装机6万千瓦以上、火力（含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30万千瓦以上的；
5.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取水或设区的市之间有争议的取水。
（二）省管权限以下的下列取水，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发放取水许可证：
1.跨设区的市河流、市际边界河流日取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
2.工业和城镇生活日取用地表水取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农业灌溉设计取用地表水流量每秒5立方米以上、水库设计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
3.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2000立方米以上或年设计取水量40万立方米以上的，其中取用矿泉水、地热水日取水量在1000立方米以上或者年设计取水量20万立方米以上的；
4.水电站总装机1.2万千瓦以上、火力（含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5万千瓦以上的；
5.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取水或县（市、区）之间有争议的取水。
（三）除本条第（一）、（二）项规定范围的取水外，其他取水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并发放取水许可证。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水资源状况和取用水情况，对取水许可审批分级管理权限进行调整，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 取水许可申请的受理、审批及取水许可证的核发程序按照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的取水许可，应当报送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对不按规定发放取水许可证的，申请人可以向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投诉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督促改正。
第八条 建设项目取用水实行水资源论证制度。
建设项目需要取水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有水资源论证资质的单位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报有审批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其中，取水量较少且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申请人可不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但应当填写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
未进行水资源论证或者水资源论证未通过的建设项目，审批机关不予批准，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开工建设和投产使用。
第九条 取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制度。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订省内主要江河流域的水量分配方案，建立覆盖流域和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实施取用水总量控制。
经批准的设区的市、县（市、区）的水量分配方案是用水总量控制的依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取水总量不得超过分配给本行政区域的用水总量；取水许可总量达到水量分配总量90%的行政区域，限制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达到或超过水量分配总量的行政区域，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
地下水超采地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
第十条 行业用水实行定额管理制度。
经批准的本省行业用水定额是取水许可审批的主要依据。取用水单位或者个人提出的取水许可申请，必须符合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者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淘汰类的行业项目，以及用水超过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产品，水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审批。
本省用水定额中未制定标准的行业或者产品的用水量，可参照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用水定额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水功能区域实行限制纳污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科学核定水域纳污容量，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水域限制排污总量意见。
对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水域限制排污总量的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增取水项目和新设入河排污口，并向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通报。
对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地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采取限制排污的措施。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用水实际情况，建立重点用水单位名录，对取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用水户加强监控管理。
第十三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并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
第十四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用水计划建议。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的1月31日前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下达当年取水计划。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开始取水前30日内，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其该年度的取水计划建议。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应当及时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下达年度取水计划。
第十六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缴纳水资源费。
水资源费由审批发证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省征收标准负责征收，也可以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征收。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发证的，水资源费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征收。
第十七条 水资源费缴纳数额根据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取水量或者发电量确定。除水力发电、城市供水企业取水外，对超计划取水的取水单位和个人实行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凡超过年度批准取水量20%以内取水的,其超过部分按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超过20%-50%取水的,其超过部分按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加二倍征收;超过50%以上取水的,其超过部分按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加三倍征收。
第十八条 农业生产取水在限额内的不征收水资源费，超出限额的暂缓缴纳水资源费。
鼓励水资源回收利用，对取用中水的单位和个人，免征水资源费。
第十九条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价格、财政、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调整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十条 水资源费按月征收。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每月5日前向征收水资源费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月的取用水报表，发电企业还必须同时报送当月的发电量，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报表，按月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送达水资源费缴款通知书。缴费人应当按照通知规定的期限和缴款数额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费。
水资源费计入生产成本。超计划或超定额取水缴纳的水资源费不计入政府定价成本。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水资源费的，可以自收到水资源费缴纳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书面向发出缴款通知书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缓缴。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缓缴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期满未作决定的，视为同意。水资源费的缓缴期限最长不得超过90日。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征收水资源费时应当持有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发放的收费许可证，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的专用收费票据。水资源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结余部分可结转下年使用。
第二十二条 水资源费主要使用范围：
（一）水资源调查评价、规划、水量分配及相关标准制定；
（二）取水许可的监督实施和水资源调度；
（三）江河湖库及水源地保护和管理；
（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水资源信息采集与发布；
（五）节约用水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建设以及科研、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推广；
（六）节水示范项目和推广应用试点工程的拨款补助和贷款贴息；
（七）水资源应急事件处置工作补助；
（八）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宣传和奖励；
（九）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使用和管理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三条 取用地热水、矿泉水的，凭取水许可证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办理相应的采矿许可证，并由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征收采矿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已缴纳地热水、矿泉水的采矿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不再缴纳水资源费。
对地热水、矿泉水的管理，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取水许可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取水许可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办法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安装不合格计量设施或者计量设施运行不正常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更换或修复；逾期不更换或修复的，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征水资源费，可以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按照规定报送年度取水情况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审批权限签发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或者发放取水许可证的；
（二）对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建设项目，擅自审批、核准的；
（三）不按照规定征收水资源费，或者违法减免水资源费的；
（四）审批的取水量超过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可供本行政区域取用水总量的；
（五）侵占、截留、挪用水资源费的；
（六）不履行监督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查处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1997年12月31日省人民政府第60号令公布、2001年11月8日省人民政府第107号令修正的《江西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的复函
1990年8月13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复查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请示报告》收悉。经我们研究认为，胡国珍1951年1月死亡后其所遗景德镇市原中山路522号房屋，早已于同年经民政部门调解，达成了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各继承一半的协议，当时倪锦芳作为继承人和王敬民的监护人有权行使此项权利。1953年据此协议，由政府发证、确权。这些早已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不应当再予推翻。因此本案再作继承案件处理不当。
附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复查景德镇市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景德镇市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第一审，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由于王敬民申诉，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报我院请示，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多数人意见认为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结果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王敬民应享有代位继承权，但他应继承的份额已被倪锦芳所得，而胡济清所得的应该是他合法继承的。少数人意见，同意本院合议庭意见，王敬民享有代位继承权，胡济清也享有继承权，维持第一审判决，撤销第二审判决。
上述两种意见报你院请示，请审查批示。
1990年1月5日
附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景德镇市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的审查报告
申诉人（原审原告、第二审被上诉人）：王敬民，男，39岁，汉族，江西省景德镇市人，系景德镇市木材厂干部，住该厂宿舍。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第二审上诉人）：胡宁声，男，53岁，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系景德镇市教育局干部，住景德镇市第三中学宿舍。
申诉人王敬民于1983年2月10日以胡宁声为被告，起诉至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要求继承景市中山路522号祖传房屋一幢。1987年6月20日珠山区人民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中山路522号一间房的拆迁补偿费1092元由王敬民继承。二、驳回王敬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胡宁声不服提出上诉。1988年2月1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87）民上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一、撤销市珠山区人民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敬民的诉讼请求。第二审宣判后，王敬民不服，多次来省法院申诉，我院于1988年5月30日函告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报结果，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9年7月7日将复查处理意见，连同第一、二审案卷报本院请示。
（一）第二审法院复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处理意见
座落在景德镇市原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后门牌祥集下弄），系原告王敬民曾外祖父胡国珍的遗产，该屋面积10．86平方丈。胡国珍和妻子林招弟（1943年死亡）生育独子胡建谋（1941年病故），胡建谋与前妻方氏生育一子胡海涛（15岁死亡）、一女胡九珠，后娶倪锦芳（没有生育，于1980年死亡）。1945年12月，胡九珠与王宁结婚，于1950年1月生育独子王敬民（胡九珠1950年1月因难产死亡），1950年5月王宁再婚离开胡家，所生独子王敬民由倪锦芳抚养成人，并住在中山路522号屋内。1950年3月胡国珍因儿子胡建谋、孙女胡九珠死亡，家中只有儿媳倪锦芳，外曾孙王敬民，就收堂弟的儿子胡济清（原审被告胡宁声之父，于1959年死亡）为继子。1951年1月，胡国珍死亡后，其继子胡济清与其丧偶儿媳倪锦芳为继承原中山路522号房屋发生争执，经原市民政部门调解，该房屋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共同继承（各一半）。1953年，经胡济清和倪锦芳申请，由市人民政府发了房屋契证，此后，该屋确权归胡济清、倪锦芳共同所有，并由其二人管业使用。1979年11月，胡济清的儿子胡宁声和倪锦芳商量后，将中山路522号房屋卖给了童爱民、徐仁元，王敬民作为中证人在卖契上签字，胡留下一间房屋自住（面积为18．2平方米），胡对倪说他少得450元钱，实际出卖时，胡得款与倪相等，各得1650元，后被发觉，已将钱退还买主。1985年因景德镇市城市建设需要，该屋拆除，胡宁声所留的一间房也被拆除，景德镇市拆迁办分给胡宁声一房一厅住房一套，另付给房屋补偿费人民币1092元。
原审法院第一审认为：座落在本市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系被继承人胡国珍之遗产，胡九珠系胡国珍之孙女，有权继承胡国珍的遗产。因胡九珠先于胡国珍死亡，应由其儿子王敬民代位继承，胡济清系胡国珍之继子，其安葬了胡国珍，应有权继承胡国珍的遗产，但胡济清、倪锦芳在1951年对中山路522号房屋的处理分割时，都明显侵害了作为继承人之一王敬民的合法继承权，没有保留王敬民应继承的财产份额，考虑到胡济清、倪锦芳早已死亡，该屋又被变卖和拆除，本院不另对该屋作价重新分割，但对尚留在市拆迁办的1092元房屋补偿费，可由王敬民继承，至于王敬民提出要胡宁声退还卖屋款和三十余年的房屋租金不予采纳。
原市中级法院第二审认为：本市原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是胡国珍的遗产，早在1951年经有关部门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由胡国珍的继子胡济清和丧偶儿媳倪锦芳共同继承，之后又经政府发证、确权，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予维持，况且，30多年来，王敬民均未提出异议，该屋出卖时，王敬民还作了中证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
经全面复查，就本案认定事实和存在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1951年1月，胡国珍死亡之后，其继子胡济清与其丧偶儿媳倪锦芳为继承中山路522号房屋发生纠纷。经原市民政部门调解，该房屋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共同继承（各自一半），之后又经政府发证、确权。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行为侵害了王敬民的合法继承权，本院第二审认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复查后，认为1951年民政部门对该房屋处理和调解是无效的，理由：（1）王敬民系被继承人胡国珍的唯一血亲，鉴于当时无法律、政策依据，但从情理上讲，王敬民之母胡九珠系胡国珍之孙女，有权继承胡的遗产，由于胡九珠先于胡国珍死亡，王敬民可代位继承其母应得的遗产。（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对天津市司法局、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司法处《关于遗嘱、继承问题的综合批复》〔1956年9月20日（56）司公字第149号〕“关于代位继承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代位继承权只能到孙子（包括外孙子女）为止……。
另一种意见认为曾孙子女（包括曾外孙子女）也应当有代位继承权……，又曾孙子女（包括外曾孙子女）在取得代位继承权的时候，一般是在年幼，其父母、祖父母，大多数先被继承人而死亡，正待别人抚养。从法律上肯定其代位继承权是必要的”，王敬民系被继承人的外曾孙，遗产分割时王仅一岁，正由倪锦芳抚养，据此，当时分割遗产没有保留王敬民应继承的份额是不对的。（3）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王敬民应有代位继承权，所以，当时房屋分割显然侵害了王敬民的合法权利。（4）1951年民政部门对胡济清与胡九珠所争执房屋的调解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本院在第二审判决中认定王敬民30多年来，对房产权未提出异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驳回王敬民的诉讼请求是不当的。
经审查，珠山区人民法院是在1987年7月2日对本案补办立案登记手续，王敬民早在1983年2月10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已受案审理，有原告王敬民诉讼材料和被告胡宁声答辩材料以及珠山区人民法院调查材料证实，直至1985年颁布继承法该案未审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继承法生效前已经受理，生效时尚未审结的继承案件，适用继承法，但不得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因此，第二审判决适用继承法第八条不当，即使本院引用继承法第八条，也应裁定发回重审，由第一审法院驳回原告人起诉，本院不宜判决。
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承办人意见：撤销本院（87）民上字第060号民事判决，维持珠山区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
合议庭意见：同意承办人意见。
审判委员会意见：倾向维持本院第二审判决，报省院请示。
（二）申诉理由
1．景市中院否定申诉人的继承权不妥。
2．胡济清（胡宁声之父）不能成为胡国珍的过继子。
3．景市中院适用法律不当。
4．景市中院确认“1951年民政局的调解”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法律要求，缺乏依据。
5．景市中院在判决中用了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证明上诉人胡宁声有财产处分权，是不妥的。
（三）本院审查认定事实和处理意见
经审查全案卷宗并赴实地调查，认为二审法院复查认定事实正确，原第二审判决不当。
一、王敬民对中山路522号房屋有代位继承权。景德镇市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系胡国珍的遗产，王敬民是胡国珍的外曾孙子女，在母亲胡九珠、外祖父胡建谋先于外曾祖父胡国珍死亡的情况下，王敬民有权代位继承胡国珍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五条对代位继承人作了规定：“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限制。”依据这条规定，王敬民享有合法的继承权，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决否定王敬民的继承权是错误的。
二、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屋出卖时，王敬民作了中证人来否定王敬民的继承权是不妥的。放弃继承权必须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王敬民在卖契上作为中证人签了字并不能说明王敬民放弃了继承权，再说卖房并不是遗产的分割。早在1951年，经民政部门调解，房屋已作分割，而且由政府发证、确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九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而那时王敬民年仅一岁，根本不能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三、“1951年民政部门的调解”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以此作为否定王敬民继承权的依据之一不妥。1951年，胡国珍去世后，其继子胡济清与其丧偶儿媳倪锦芳为继承原中山路522号房屋发生争执，经原景德镇市民政部门调解，该房屋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各继承一半，没有保留王敬民应继承的财产份额，这明显剥夺了作为代位继承人王敬民的合法继承权。因此，不能认为民政局的调解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四、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审判决中认定王敬民30多年来，对房产权未提出异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驳回王敬民的诉讼请求是不当的。经审查，珠山区人民法院是在1987年7月2日对本案补办立案登记手续，而王敬民早在1983年2月10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已受案审理，有原告王敬民的诉讼材料和被告胡宁声答辩材料以及珠山区人民法院调查材料证实，直至1985年颁布继承法该案未审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继承法生效前已经受理，生效时尚未审结的继承案件，适用继承法，但不得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因此，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继承法第八条不当。
五、经查，胡济清确已过继，但过继不到一年胡国珍死亡，且与胡国珍没有形成相互间的扶养关系。胡国珍在家中只剩丧偶儿媳倪锦芳和外曾孙王敬民的情况下，出于封建思想，过继堂弟的儿子，年近40的胡济清到自己名下为子。胡济清1950年3月携带妻子，儿女过继搬入胡国珍家居住，另起伙食。当时胡国珍经济宽裕，日常生活由倪锦芳的养女胡冬来照料。因此说胡济清与胡国珍之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按照这条的规定，胡济清不享有继承胡国珍遗产的权利，但考虑到胡国珍富裕的生活条件和身边有人照顾的情况客观上造成了相互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事实，而且年代久远，原房屋已被拆，另外，珠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第一审判决后，原告王敬民并未提起上诉，因此，否定胡济清的继承权不利于调解人民内部矛盾。承办人和合议庭的意见认为不否定胡济清的继承权为好。
（四）处理意见
综合所述，承办人认为王敬民享有代位继承权，胡济清作为胡国珍的继子也享有继承权，原第一审法院判决较妥。
合议庭意见：撤销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87）民上字第060号民事判决，维持珠山区人民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
1989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