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规定》的通知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
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规定》的通知
盐政发[2008]08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盐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规定》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盐城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
盐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 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完整、保值增值,根据国家和省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社会保险基金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
第三条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是指对各类社会保险费征收、支付、结余等管理全过程进行的监督，主要包括社会保险费征收、社会保险经办、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社会保险金社会化发放等机构执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情况，具体内容为：
（一）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和划拨，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存储和划拨，社会保险金的支付；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执行和决算，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内部监控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四）社会保险基金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五）社会保险金的审核和发放;
（六）国家和省、市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市、县（市、区）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
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代表、工会代表、缴费单位代表、被保险人代表和有关专家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日常工作。
第五条 建立齐抓共管的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在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监督作用。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办公室每季度组织劳动保障、财政、地税、审计等部门召开工作例会，研究规范法律法规授权地方政府确定的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研究和解决基金监管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部署基金管理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基金监督检查，跟踪督促违规事项整改，将监督检查结果上报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重大事项及时上报同级政府。
（一）劳动保障部门加强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内控制度建立情况、基数申报管理，保险基金支出的审核、发放管理，数据平台的管理和运用等基础性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原则上不得征收社会保险费，不得设立收入户或待解户等过渡性账户；规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按照规定的项目标准支出，不得以任何借口增加支出项目和提高支出标准，更不得用于非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核制度，防范和依法查处骗取、冒领社会保险金的行为。
经批准缓缴的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跟踪管理，督促欠费单位履行缴费义务，缓缴期满仍未缴费的，应采取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防止造成社保基金损失。
（二）财政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和财政专户管理及增值情况进行监督。
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应严格管理社会保险基金，除按规定预留必要的支付费用外，全部分险种定存在国有商业银行或购买国债，利息收入全部按规定记入基金，在国家做出新的规定之前，一律不得进行其他投资。
（三）地税部门负责对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各级地税部门应严格按照《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开展征收工作，不得违规减免社会保险欠费及滞纳金，做到应收尽收，不得滞留、挤占、挪用和违规动用社会保险费收入，不得设立收入户或待解户等过渡性账户。征收的社会保险费要及时足额直接缴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实行专户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减免社会保险费。缴费单位确因特殊困难暂时无能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应当提供资产担保或者其他有效缴费担保，经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征求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意见后予以批准，可以缓缴除基本医疗保险费之外的社会保险费，缓缴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四）人民银行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账户的合规性和使用情况，对商业银行划转社会保险资金和社会化发放社会保险金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五）邮政部门负责对邮政机构社会化发放社会保险金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社会保险金社会化发放机构要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出的支付凭证，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延迟或滞留。
（六）审计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真实性、合法性，社会保险基金征收项目、标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运营的安全性和增值是否合规、有效，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以及缴费单位是否按照规定标准，及时、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七）监察部门负责检查处理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的违纪违法案件，纠正挤占、挪用和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等问题，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各部门要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本规定的要求，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强化自我约束，规范内部管理。在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和社会保险金社会化发放机构中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努力提高自身的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及管理各环节的规范运作，切实防范社会保险基金运行风险。
第六条 建立定期联合检查制度。市、县（市、区）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办公室要组织劳动保障、财政、地税、审计、监察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部门，开展全面性的社会保险基金检查监督，原则上每年1次，年初应制定检查监督计划并报同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由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协调组织开展检查监督工作。
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对各自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情况定期、不定期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向同级社会保障委员会汇报，重要情况须及时报告。审计部门每年统一对相关部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七条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规范检查监督行为。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部门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受理举报的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部门在受理举报过程中，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压制或者打击报复举报人。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在管理监督中不得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不得隐瞒证据或者伪造证据，不得泄露案情和被监督单位的秘密，不得有案不办、压案不查，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部门在调查违纪违规问题时，发现所调查的事项超出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第八条 农村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事业经费逐步纳入财政全额拨付后，其保险基金参照本规定实行管理监督。
第九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解读我国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宪法保障
宋小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6）
内容摘要：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是现代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基本诉求。对于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应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提供支持与保障。从这一角度重新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关键词：公民 大众传播 宪法 保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的公民、组织和机构，尤其是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的尊严，支持宪法的实施。
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里提到的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和享受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自然也是个人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本身也是现代社会成员人身自我支配的一种特定状态和重要形式，是人们在自由时间中普遍选择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应以任何形式对公民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人身自由予以非法的剥夺或限制。
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履行法定的职业义务(1)，或因违法而被限制人身自由(2)，法律才允许对公民利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行为（人身自由）施加某些强制性的限制。
但即便是对狱中服刑的罪犯，也只能依法限制，而不是完全剥夺和取消其接触、使用大众传播的机会。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先后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囚犯权利问题的国际协议或公约规定，囚犯人权的内容之一，就是“同外界接触权”，即不应将囚犯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而应注意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的能力，以便今后能够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囚犯应获准在必要监视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同时，还应允许囚犯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使他们能够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获得健康的文化娱乐。比如，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人权约法《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9条明确规定：
囚犯应该以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听演讲或以管理单位核准或控制的类似方法，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上述囚犯权利原则，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亦有所体现。我国发表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
中国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其发表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第2部分“依法保障罪犯的权利”和第3部分“对罪犯的感化”也介绍说：
罪犯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听广播、看电视，了解国内外大事，与外部对社会保持一定联系。
监狱、劳改场所均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备有政治、文化、文学、科技等书籍和各类报刊，供罪犯阅读，同时允许罪犯自费订阅报纸、杂志。
这种针对服刑人视听阅读自由的关照与保留，体现了我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人道主义原则。同时也说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实在是一般社会成员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4)
当然，对大众传播资源的享有和使用，其价值，绝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行为与人身的自由。事实上，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利益诉求。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第41条有关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第46条第1款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和第2款国家培养青少年和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规定，第47条有关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的规定等等，所有这些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使，都与公民能够利用的大众传播资源和实际享有的媒介消费权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认识到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信息交流对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的特别重要性，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其第19条中申明：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966年经联合国大会决议产生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5)又对上述自由权利的内涵及其法律保护的范围作出了更明确的宣示。该公约第19条规定：
1．人人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
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当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3．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必须，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并且为下列所需：
(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者是名誉；
(2)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或者是公共健康或道德。(6)
不难理解，随着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发展，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兑现《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的上述自由，就越来越需要对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自由和权利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共享社会文化资源的重要渠道和普遍需要。(7)同时也是公众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世23年之后，联合国大会在其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中，不仅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8)而且另设专条强调了国家作为责任主体,应更加积极地促进大众媒体充分满足儿童的交流需求。该公约第17条规定：
缔约国确认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并应确保儿童能够从多种的国家和国际来源获得信息和资料，尤其是旨在促进其社会、精神和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的信息和资料。为此目的，缔约国应：
（ａ）鼓励大众传播媒介本着第二十九条的精神散播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益于儿童的信息和资料；
（ｂ）鼓励在编制、交流和散播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国际来源的这类信息和资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ｃ）鼓励儿童读物的著作和普及；
（ｄ）鼓励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注意属于少数群体或土著居民的儿童在语言方面的需要；
（ｅ）鼓励根据第十三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制定适当的准则，保护儿童不受可能损害其福祉的信息和资料之害。(9)
《儿童权利公约》的上述规定，一方面昭示了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对儿童健康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它对所有成年人的“社会、精神、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也勿庸置疑地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认识，已随着社会传播的物质条件和交流理念的变化有所进化和拓展。
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是一种“不受……干涉”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国家和其他义务人抑制自己的作为，避免采取可能侵扰它们的行动而妨碍其享有和行使。
《儿童权利公约》则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主动作为的义务和责任，要求国家积极动用其资源，为儿童能够切实享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创造有利的大众传播环境和条件。
这一变化说明，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交流和表达需要的满足，仅凭享有防御性的消极自由，还是不够的。任何一个自由的交流者和表达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沟通能力和社会条件，他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就可能是一种权能意义上的享有而难以被充分地行使，这种有权享有，无力享用的自由，仍然是一种自由中的不自由。
因此，如果以更真诚、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则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要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有所作为。
从这一角度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宪法第22条第1款规定：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该条款中提到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都属于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传播服务的大众传播事业。
该宪法条文的内容，是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新增加的。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其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对此有以下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