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文物保护管理规定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1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4年11月24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文物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文物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负有保护本行政区域内文物的职责。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
第四条 广州市文化局是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实施。
县级市文化局负责保护和管理本辖区内的文物。
公安、工商、规划、国土、房管等行政管理部门和海关，依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按各自职责协同管理。
第五条 市、县级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助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和审议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市、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事业费和文物基建费分别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市、县级市每年的正常文物维修费按实际需要在城市维护费中列支。
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文物抢救项目和大型的博物馆基建项目所需经费按实际需要拨给专款。
鼓励多渠道筹措文物保护基金，支持文物事业。
第七条 市、县级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需确定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应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市、县级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划出保护范围，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设置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管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划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九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如有特殊需要，必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在文物保护区内，不得新建影响文物风貌的建筑。
第十条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迁移、拆除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该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经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决定。迁移、拆除经人民政府登记但尚未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须经市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
迁移、拆除的文物保护单位，拆迁单位应详细记录、测绘、登记、拍照、摄像，将资料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存档。拆除文物保护单位有文物价值的材料应交由文物管理部门保存，用于文物建筑维修，属公房的材料，应无条件移交，属非公房的材料则作价移交。
经批准迁移的文物保护单位，建设单位应负责按原状恢复修建，其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十一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拍摄影视片、拓碑文、复制文物、拍摄陈列室的文物资料，须先征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与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部门签订协议书，交纳文物保护费。
第十二条 在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扩建、新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设计方案应先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按报建程序办理报建手续。
第十三条 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项目，未经该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该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和征地，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办理产权。
第十四条 划定开发区或进行小区改造以及成片出让土地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先征询该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制定文物保护措施，报该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方案须经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维修经费由使用单位负责。
第十六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单位，须与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保护管理使用协议，负责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保养和维修，接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检查、监督。
第十七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考古发掘，由考古发掘单位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后方可进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进行发掘。
第十八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以及在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带进行中小型建设项目，建设部门应事先会同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工程范围内做好文物调查和勘探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建设和生产活动中，发现古墓葬、古遗址、窖藏或其他文物的，必须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应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遇有重要发现，应立即报请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转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出土文物属国家所有，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损坏、藏匿。
第十九条 因基本建设及生产需要进行的文物调查、勘探、发掘、迁移、拆除等所需经费，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编制预算后，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支出。如有新情况，按实际需要由建设单位追加预算，但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管保护的除外。
建设单位未及时支付经费的，不得施工。
第二十条 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发给《文物监管物品经营许可证》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方可开业。
第二十一条 文物监管物品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鉴定，钤盖标志后，方准出售。
经鉴定不准出售的，由国家指定的文物经营单位收购或登记造册由收藏者保存，日后备查。
第二十二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应全部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出具文物鉴定书，并在结案三个月内移交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不得自行收藏和处理。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收后三个月内拨给博物馆收藏。海关依法没收的文物，按法律规定处理。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派员到废旧物资回收单位和有关冶炼企业检查、拣选文物。所选的文物，按收购价收购，拨给博物馆收藏。
第二十三条 对文物保护管理有突出贡献者，由市、县级市人民政府或呈报上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表扬、记功、刻碑纪念、颁发奖金等奖励。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除给予批评教育、警告、限期改正、责令赔偿外，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移动、损坏文物保护标志、保护范围界桩的；
（二）刻划、涂污文物的；
（三）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或古文化遗址范围内乱堆乱挖危及文物安全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拍摄文物、拓摹碑刻或拍摄影视片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会同有关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恢复原状、没收非法所得、吊销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堆放危险物品、排放污水、废气等，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破坏文物景观，情节严重的；
（二）私自经营文物或文物监管物品的；
（三）擅自挖掘古遗址、古墓葬及其它地下、水下文物的；
（四）在基本建设和生产活动中发现文物时，不保护现场、不按规定报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不上交已出土的文物，或继续强行施工造成文物破坏的；
（五）擅自改变文物保护单位原状，或迁移、拆除的；
（六）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或建设控制地带内擅自兴建工程，或改变批准的设计方案的；
（七）对没收的文物自行收藏和处理的。
上述行为，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复议机关的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定期限内，当事
人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处罚机关可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造成文物损失的，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1月24日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内容提要：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笔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提出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危害。同时，从社会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法律方法的异化现象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的异化 司法资源的交易 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韩德强 郝红梅

1、何谓法律方法的异化

1、1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含义
法律方法 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 ：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是什么？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在提出这个疑问时，我们已默认法治具有明确、统一、现实的标准，以建立一个明确的论域和平等的对话平台；二是不论如何表述法律方法的定义，我们都可以对适用法律方法的目的本身提出质疑。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我们知道，体系内的目的与方法是可以相互脱节甚至分离的，在法律体系内同样如此。首先是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决定了法律方法的滞后性，模式化的方法跟不上变化着的主观目的，使目的与方法相脱节、分离，使得方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受到减损甚至消失，从而破坏、对抗目的的实现。其次，适用法律的主体对法律方法的工具性运用，使得方法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带有主观性，非正当目的下的方法操作有可能将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价值降至最小值，甚至产生消极性价值。第三，法律方法只能限制、约束，但不能禁止、消除非正当性的目的。法律方法自身的客观性不能完全对抗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同时，非正当性法律目的的产生并不排斥法律方法本身的存在。第四，法律方法本身成立与否不以法律目的的性质为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或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同样可以根据法律，运用法律方法分析事实、解决纠纷。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成立的。法学理论界、司法实践界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缺，着重分析、探讨之。
在此，我们将这种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而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称之为法律方法的异化 。它是指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司法主体 基于对司法资源进行交易的目的或其他非法治目的，运用法律方法，规避法律、利用法律漏洞，或因错用、误用、借用法律方法，改变或削减司法实践活动的程序公正或结果公正，致使法律方法丧失其所具有的特有属性或积极作用的行为和现象。
根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司法的存在状态一般可分为动态的司法活动和静态的司法制度。本文探讨的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主要存在于动态的司法活动过程中，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司法方法的异化 。
1、2法律方法异化与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
法律方法的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依其在整个司法活动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发展过程，从理论上可划分为以下层次：司法资源 交易行为——法律方法的异化——司法的方法性腐败——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这种层次性涵盖了以下内容:司法资源的交易行为为法律方法的异化提供动力和条件，其在量上的累积演变为规模化的法律方法异化；法律方法的异化又是司法资源交易行为实现的有效手段或方式，其规模化所导致的司法方法性腐败又侵蚀着正常的司法机体，诱使具有异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出现，从而使法律方法异化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法律方法的异化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促进着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司法资源交易行为是指司法资源交易双方基于对合法权益或非法利益的追求，卖方（司法主体）为获取各种权益出卖司法资源，买方（当事人）为寻求法律救济或逃避法律惩罚买入司法资源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易活动。其实质是司法资源商品化，成为司法主体手中的交易标的。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规模化形成司法资源交易市场，这种交易市场的非法性一旦得到具有市场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司法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兼顾性原则将逐渐被单纯的市场经济效益性原则所取代，从而形成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这种市场化配置的实质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受各种权益需求的诱惑和驱动，为追求和实现经济上的最大利益化，用经济效益性取代在司法领域内处于至尊地位的法律公正性，使得法律丧失其特有的公正属性和主体资格，沦为司法资源交易市场的客体。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极易将人异化为货币的奴仆一样将法律异化为权益的奴仆。
1、3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
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其一，司法资源交易市场永远是卖方市场，卖主的身份、地位不可更改，市场产生之初就具有垄断性。司法资源交易中的卖方凭借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责和司法权力，在享有国家一定报酬的同时，又通过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从买主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报酬”。这种“报酬”是他们凭借司法权力垄断和司法知识垄断无偿从买主手中榨取的“利润”。这种“利润”与其他任何市场中的利润都不同，因为它是以损害法律的正义和人的良知为代价而产生的。其二，司法资源交易者对法律所持有的公平正义信念在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中转化、败坏成为精神商品。法律信念逐渐丧失而成为精神商品较为抽象，大的方面指社会的整体法律观念被商品化，小的方面指司法资源交易参与者对法律观念持有的商品化态度。具体地讲，司法商人 每进行一次司法资源交易，都是一次出卖法律良知的冒险，冒险的收获就是法律良知的价格。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充斥着把人的信念和良知作为商品的交易，其可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其三，在进行司法资源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共同遵守着一些心照不宣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始终隐藏在一些正式的司法管理规则的阴影中，实际承担着分配腐败权力和利益的重任，其实质是交易各方相互默认对方的非法利益，以牺牲国家和他人利益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一般说来，根据被损害利益的形态，可分为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有形利益是指案件当事人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损或丧失的应得利益，它是一种能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短期利益；无形利益是指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到侵蚀和损害的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它是长期的、无形的、观念上的利益，是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所有的司法资源交易活动中，作为既得利益者或预得利益者的交易方，为了提高交易的安全系数和成功率，一般都最大限度地牺牲无形利益，而尽量缩小对有形利益的侵害。


2、法律方法异化的基本形态

2、1法律方法异化的案例模式
法律方法的异化一般存在于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现选用以下具有一般性的案件，剖析其存在的基本模式。
某一买卖欠款纠纷案件 中，有债权人甲及其利益代理人 ，债务人乙及其利益代理人。案件基本标的额为2万元 （其中含利润2000元），相关的预得利益 数额为4000元，案件受理费、委托律师费、交通费等法定费用数额共为2000元。该案诉至法院后，债权人甲诉讼请求的最高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4000+2000=26000元，最低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2000=18000元。当该案件由法官A处理时，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存在以下裁判结果：（1）接受甲的交易条件，满足其诉讼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6000元，简称正常处理。（2）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接受乙的交易条件，满足其不合理答辩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18000元，简称不尽合法处理 。（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调整范围内，考虑到甲、乙双方提出的交易条件，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2000元左右。简称折衷处理 。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一个案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裁判结果存在。确定何种裁判结果并不是由法律方法自身所决定，而是由法官的裁判目的所决定，法律方法仅是置于法官裁判目的之下可供选择的操作手段。一旦案件裁判结果成为法官与当事人的交易筹码，对案件的裁判在本质上将还原为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那么，法官的裁判目的便会把法律方法变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或手段，最终导致法律方法的异化。正如美国法学家史蒂文.J.伯顿所讲：“当法官基于法律理由而判决时，他们就是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的。然而，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并不能充分取得合法性。” 由此可见，一方面案件裁判结果的可选择性，是法律方法异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案件的三种裁判结果来源于三种不同趋向的法律方法，通过三种法律方法可以完成三种不同的交易目的；另一方面正是法律方法的可选择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法律方法成为交易目的得以实现的杠杆或纽带，使得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的裁判结果得以成为交易筹码。

2、2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法律思维的异化
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维。法律思维一般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以维护法治为目的，根据法律的品性，而形成的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合法性思维定势 。我们知道，法律思维的实质是其思维形式的规范性（合法性），而这种规范性的根据或标准即是法律本身，但事实上，思维的主观性是不可能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一致，相统一的，思维本身存在着实质与形式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上述定义的必要前提——法律思维就是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合法性思维，很明显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对现实法律思维的真实反映。现实司法中，司法主体的思维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脱节、分离甚至对立，而这种状态大多数并不是以明显的违法性思维定势为表现形式的，总是界于或游离于合法与违法之间。司法主体的这种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仅根据特定裁判结果的需要去发现法律、适用法律、处理案件、解决纠纷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法律思维的异化。
在司法主体的司法态度上，法律思维异化的实质就是司法主体的个人价值立场及见解与案件裁判结果之间的关联发生变异。正如前述案例模式中的三种裁判结果，若不是司法主体与当事人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法官A作出何种裁判结果，都是他正常法律思维下适用具体法律方法而作出的规范性裁判，而不能因裁判结果的不妥追究其司法态度上的任何主观过错。那仅仅是其适用法律方法的见解或技巧问题，不存在法律思维异化的问题。但是，如果裁判结果是法官A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裁判结果是多么的符合法律规范，其适用具体法律方法多么娴熟正确，都不能摆脱其个人的价值追求丧失了法官所应有的法治信念，而与其个人私利相连接的嫌疑。这种由于特定交易目的存在而导致裁判结果与个人私利相连接的思维模式，便构成了法官A的法律思维的异化。当然，基于司法主体与当事人的交易行为而产生的法律思维的异化，虽然以特定裁判结果为追求目的，但不以其为标准或成立要件。
从以上可以说明，当前法学理论上对法律思维的定义是理想的、片面的，忽视了法律思维是由客观化的法律规范与主观性的思维方式两部分构成的。并且，是思维主导法律，而不是法律控制思维，是主体思维的价值取向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而不是法律自身的客观属性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因此，单纯地强调法律思维的法治性，而忽视其非法治性，是不能全面解读法律思维的真实意义的。